把中國小說或敘事文學當作“整體”對象而進行的研究，往往站在中西文學理論的交叉點上，用西方的文學思想對中國小說進行研究和分析，並用比較的視野和對話的心態重構中國小說的理論係統。這種嚐試最初出現在浦安迪的著述中，其1977年發表的《走向一種中國敘事的批評理論》（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一文即討論了如下六個方麵的問題：第一，在中國語境中是如何可能對“敘事”下定義的；第二，對中國敘事傳統如何進行類別的和非類別的劃分；第三，敘事修辭的立足點；第四，敘事結構的模式；第五，對人性的再現；第六，敘事作品中文本形式與意義的關係。[3]該文首次突破實證主義對具體現象進行研究的方式，對中國敘事學及其相關問題做了整體性的思考。浦安迪在十年後的著作《明代小說四大奇書》（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Ssu Ta Ch’i-shu）[4]序言中，對其研究方法又做了強調性表述：“我堅持對小說進行的反諷闡釋顯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我是以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從西方文學批評中的現代小說理論這一角度來分析作品的。我坦率地承認這一點。”[5]而後，這類研究開始盛行，20世紀90年代魯曉鵬撰述《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一書時，已顯示出從浦安迪的出發點入手，建立更為闊大的敘事理論的胸懷。進而是在21世紀，華裔學者如史亮出版《重構中國傳統小說的曆史話語》（Reconstruction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顧明棟出版《中國小說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等，也對以上話題有所繼承與推進。這種“小說理論”研究很難被稱作“中國小說文學思想研究”，但中國傳統文學思想卻是必然在場的參考係統，因此也列入本節研究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