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小說在作品和理論形態之間存在諸多差異，因此中國“小說”之概念與西方“小說”之概念並無對等關係。學者們在談論中國小說理論時，對“fiction”“novel”和“narrative”等概念的使用都非常謹慎。例如，白之在分析了西方讀者對中國小說進行解讀時存在的困難之後，說：“即便是‘novel’這一範疇本身也可能並不適合指代中國20世紀之前的虛構作品（fiction）。”[6]浦安迪的觀點也較具代表性。他說：“問題是，用西方的術語‘narrative’指代中國的一個文學類別時，它是否能成為有用的分析工具。”[7]浦安迪認為，在漢語中用“敘事”指代一種文學類型是“新鮮事物”，因為在西方文學理論中“narrative”是以“模仿”理論為基礎的，而在中國的文學批評中，“模仿”卻有不同的含義。《文心雕龍·原道》中的“模仿自然之文”，看似和西方的模仿論雷同，然而，在中國的文學思想中，“模仿（再現）現實”並非類別標準。由此可見，“文學”是對“動作的模仿”這一觀點不適用於中國文學。[8]
陸大偉教授亦對此有過論述，他說：“在中國主流美學話語中，幾乎沒有人把重點放在對外部世界的描寫上。外部世界的細節被作者當作對‘誌’的象征性表達的一部分。另一方麵，中國美學也不願意把詩歌中的意象當作虛構的，與此相反，它們被認為是對詩人曆史世界的最終指涉。”[9]他指出，中國美學向來注重寫意而非寫實。在中國傳統小說理論中，“鏡子”是一個常用的隱喻，但“鏡子”卻不會被用來描述“反映”本身，而是被用來談論反映過程中的不偏不倚。進而可以看到，容與堂本《水滸傳》小說批評似乎最接近“反映論”模式，因為裏麵的點評使用了“逼真”“如畫”等術語。例如，葉晝說：“世上先有《水滸傳》一部，然後施耐庵、羅貫中借筆墨拈出；世上先有**婦人，然後以揚雄之妻、武鬆之嫂實之；世上先有馬泊六，然後以王婆實之。”陸大偉由此認為，這說明在小說評點家看來，寫作並不是對現實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對某些類型的人物進行“實之”所產生的結果。因而，即便是最接近反映論的評點家，也未曾主張小說是直接反映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