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金聖歎在評點方麵的巨大貢獻和影響，漢學家們對他的研究頗多，其中最詳盡的當屬王靖宇教授於1972年出版的專著《金聖歎的生平及其文學批評》。章培恒在中文版譯言裏指出：“王靖宇教授這部大作的主要貢獻，就在於以西方文學觀念為指導，通過實證的研究而對金聖歎的文學批評做了翔實、深入而富於新意的闡述，並從一個方麵展示了當時文學批評的走向。”[1]章培恒先生的評論是中肯的。王靖宇在這部著作中以西方文論為參照，並以西方文學理論術語對中國傳統用語進行解釋，雖然有時難免生硬，或顯不夠深入（比如在用新批評理論論述金氏的點評時，未能做更進一步的論述），但是這部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初的著作在研究方法及研究結論方麵都帶來了新鮮的啟示。在“金聖歎的文學觀”一章中，王靖宇以“作為自我表現的文學”為題，兼取艾布拉姆斯著名的“四要素”之說切入討論。據他所述，表現論即藝術與藝術家之間的關係，而非藝術與其外在形態（如模仿論所側重）、藝術與觀眾（如實效論所側重）、藝術與作品本身的內在要求（如本體論所側重）之間的關係。以此為出發點，王靖宇認為，這種在西方出現較晚的文學觀念在中國其實是一種重要而古老的批評觀：從最初的“詩言誌”到金聖歎及其先驅李贄、公安派的袁氏兄弟，中國文學批評理論所呈現出的“表現論”是一脈相承的。金聖歎以此為標準，認為詩“隻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話耳”。“他認為任何突如其來的感情爆發，甚至嬰兒的啼哭，都可以看成是詩。”[2]但王靖宇又指出，由於金聖歎深受儒家傳統影響，因此在側重表現的同時也注重詩歌的時效，試圖從文學對觀眾的有效影響中尋找文學的終極價值。如果把表現論者看成“浪漫主義者”，把實效論者看成“古典主義者”，那金聖歎就是一位“古典浪漫主義者”。[3]這一據西方批評術語而展開的中國文論研究有其自身的發現與價值，雖然“古典”和“浪漫”這兩個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中帶有較重時代印跡的術語可能會引起某種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