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小說讀法》的第一部分“傳統中國文學批評”中，陸大偉把這種評點的傳統追溯到了早期的經典注疏傳統，如“傳”“注”“解”“疏”等，並分析了人們對經典進行注疏的方式、內容和方法。中國小說評點受傳統注疏影響，要尋求的是文字之下所隱含的真正含義。例如，對曆史小說《三國演義》的評點就是要使讀者明白文本的意義或曆史背景，而這種評點的開山之作是程穆衡的《水滸傳注略》。某些小說的內容因為太過複雜，也需要闡釋性注解，對《西遊記》等作品的評點就是這樣產生的。詩歌評點是小說評點的又一理論來源。陸大偉說，宋代“江西詩派”由於注重模仿，因此評點之法被方回等人大量使用。在西方，小說和詩歌兩種文體隨著曆史的發展而漸行漸遠，但中國小說評點則從詩歌批評和詩歌評點中借用了大量術語，金聖歎、李贄等人的評點莫不如是。而其他藝術形式，繪畫、園藝、棋藝等評論所使用的術語，如“章法”“虛實”“賓主”等也進入了小說評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小說敘事被空間化了，而不是一個線性的時間結構。陸大偉總結說，中國小說評點與其他藝術門類關係密切，後者既是評點的來源，又使評點用語不精確，流於表麵的類比。
陸大偉認為評點的曆史分可為三個階段：先是可稱為黃金年代的17世紀，然後在18世紀走向衰落，最後又經曆了複興。在17世紀比較活躍的批評家有金聖歎、毛氏父子、張竹坡、汪象旭和黃周星，但是他們對索引和寓意的過度關注，也損害了小說評點的名譽。到了第二階段，18、19世紀對小說的評點和出版數量大大增加，但質量卻嚴重下降。由於續書和對經典模仿太多，除《紅樓夢》《儒林外史》及其他個別著作外，大都屬於粗製濫造之作。陸大偉說：“續書和模仿，對其他小說的評論，由敘述者對虛構人物進行續寫等成為小說評論的另一種形式。”[30]雖然如此，隨著小說地位的提高，小說評點的地位也隨之提高。評點家們不僅提示讀者如何閱讀小說，還承諾要教會他們如何創作，因此“小說的閱讀和寫作成了某種文學遊戲，作者會把某些秘密留到最後揭曉，而對讀者來說，要有能力從一開始就辨認出作者故意留下的某些線索。這一方麵可能導致過度寫作，另一方麵也可能導致過度解讀”[31]。陸大偉認為，蔡元放代表了評點在17世紀之後走向平庸的傾向，並對17世紀所設定的文學觀念進行了機械照搬。到了晚清，隨著印刷的機械化發展和讀者群的增加，初期對連載小說的章評、夾評、側評等也非常盛行，但是這種情況並未持續太久，帶有點評的小說在雜誌連載中的比重嚴重下降。更重要的是，這些連載小說出單行本的時候，並未同時刊發那些點評。陸大偉說，這使晚清評點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對理論問題不感興趣。其二，對小說主題和結構不感興趣，更注重局部評點。其三，作家的自我評點比重增加。其四，阿諛奉承甚至自我吹噓的傾向。”[32]1904年，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出現標誌著新的小說批評形式取代了評點。在整個20世紀，小說評點這種批評形式除了少數例外，已經無人問津。但是私人評點仍然存在，最著名者有嚴複、汪精衛和毛澤東。在“**”期間，小說評點甚至被當作一種反抗嚴酷事實的形式。毛澤東去世以後，即便有一些帶有評點的小說出版，也要努力使這種傳統形式適應現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