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文詩解》第一部分“漢詩作詩之法”中，德庇時就曾指出：“長期以來似乎有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漢詩的全部優勢來自對漢字奇特而富於幻想的選擇，以及對其偏旁部首的考慮。”[184]雖然德庇時在這方麵未及展開，然其關於漢字作為漢詩媒介重要意義的零星表述，卻在費諾羅薩的漢字詩學理論和鮑瑟爾、艾米·洛威爾、艾斯珂等人的漢字結構分解理論中遽成氣候。20世紀初，費諾羅薩發表《作為詩歌介質的漢語書寫文字》，突出強調漢字之於漢詩表達的獨特媒介作用，通過分析漢字結構本身去挖掘漢字字麵內外之意涵，以求更為形象生動地揭示詩歌的“言外之意”。費諾羅薩將漢字的意義從詩學、美學的維度展開，演繹出一整套漢字詩學的理論。在費諾羅薩的影響之下，英國漢學家鮑瑟爾撰寫了《中國詩歌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認為每一個漢字就是一首詩，用漢字組合起來的漢詩是感悟的而非分析的，是隱喻的而非實指的。美國人艾斯珂在其與洛威爾合譯的漢詩本《鬆花箋》（Fir-Flower Tablet）的序言中提出了解讀漢詩的“拆字法”，認為漢詩之美在於漢字之形體與偏旁部件之意涵，此二者有助於彰顯與表達詩歌整體潛在之詩意。
1.漢字詩學論
費諾羅薩是美國詩人、文學理論家。他長期旅居日本，研治中日傳統藝術。在日本漢學家森槐南（Kainan Mori）的幫助下，學習漢語和漢詩，希冀為西方文學藝術探尋東方資源。正如著名意象派詩人龐德所說，“他的頭腦中總是充滿了對東西藝術異同的比較。對他來說，異國的東西總是頗有禆益。他盼望見到一個美國的文藝複興”[185]。歸結而言，費諾羅薩的研究目的在於通過對差異性現象的關照，試圖找到一種訴諸視覺的形象語言，抑或說是一種視覺詩，為美國詩歌注入新的生命力。他認為，藝術需要的是綜合思維，而非西方的分析性思維。綜合性思維往往不需要抽象語言，而是源於一種包孕性的語言，一些富於趣味、意義雋永的詞語，其本身已經充荷著豐富的意義，一如原子之核，可以向廣袤無垠的四周放射光輝。在費諾羅薩看來，西方的拚音文字受製於語法、邏輯等要素，過多地重視分析與抽象；而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卻包含一個栩栩如生、可觸可見的感性世界，本身就是一首天然的詩。臨終前，費諾羅薩寫下了《作為詩歌介質的漢語書寫文字》，以漢字的形象性為基點，引申出三個重要的詩學論點：運動說、隱喻說以及弦外之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