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的傳統在中國詩學中由來已久，從《詩經》中“賦”的手法到《尚書》佶屈聱牙的記事文本，再到《左傳》中關於戰爭的描寫，我們從中國文學的源頭處總能看到敘事的影子。但是，在中國的文論傳統中，對於虛構性敘事文體（即英文中的fiction）一直比較忽視，甚至有所貶斥。從六朝誌怪到變文與唐人傳奇，再到宋元之際的說唱文學，中國文學的敘事理論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到了明清之際，中國文學中湧現出以《閱微草堂筆記》《聊齋誌異》等為代表的文言小說和以明代四大奇書和清代的《儒林外史》《紅樓夢》為代表的白話小說。至此，受文人關注的影響，明清小說批評的領域出現了胡應麟和紀昀等史評家的文言小說評點，以及由金聖歎、李卓吾這樣的才子文人進行的白話小說批評。但由於受到傳統的所謂詩文為正道的思想的長期影響，對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研究一直未取得和詩文研究平等的地位，包含在中國文學中的敘事傳統也一直未被加以足夠的重視，沒有獲得類似西方那種對於敘事的係統性表述與自覺意識。
美國漢學界對中國小說的研究由來已久。20世紀70年代，漢學界開始出現了從“敘事”角度命說與考察中國小說的趨勢，這也與受到其時西方盛行的敘事學理論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1977年，浦安迪主編的《中國敘事：批評與理論論集》（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在美國出版，以一種集體出場的方式宣告了新的研究話題的出現。白之撰寫的序言及浦安迪撰寫的《走向一種中國敘事的批評理論》（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一文，均對中國敘事學的研究理路做了較為完整的梳理。1981年，漢學家韓南出版《中國白話小說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一書，也開始將敘事學理論應用於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正如後來的學者所評述的：“韓南很重視敘述學的研究方法，在本書各章中都注意到小說中敘述者層次的研究。在最後關於淩濛初、李漁的兩章裏，分析尤其細致，在關於艾衲居士的一章裏則等於這方麵的總結。這種研究方法也是新鮮的，值得借鑒的。”[220]當然，該書還隻是把敘事學理論作為研究方法之一種，且研究對象主要是白話小說。此後，關於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學研究在漢學界進一步發展起來。就個案研究來看，高辛勇（Karl S.Y.Kao）的《〈西遊補〉與敘述理論》（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in the Hsi-yu Pu）[221]等均屬比較有分量的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