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觀念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觀念，它的演進與中國文化的發展是同步的。以小說為代表的中國敘事文學，長期以來被視為俗文學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美漢學家非常清楚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狀況，十分熟悉小說在中國文學傳統中這種由來已久的地位低下的事實，但他們在處理中國的小說文本時，並沒有視小說為“小道”的先入之見，而是在曆史形成的小說和詩文雅俗對立關係麵前，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種開放的態度。他們不僅重視不同層次間的溝通，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模糊甚至消弭了一直橫亙於小說和詩文傳統之間的雅俗界限。
倪豪士在《略論9世紀晚期的中國傳統小說與社會》（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Fiction，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Ninth-century China）一文中明確指出，雖然從事中國傳統小說寫作的人多來自較低的社會和經濟階層，但類似柳宗元的《負販傳》《天對》，孫樵的《書褒城驛壁》、羅隱的《越婦言》、陸龜蒙的《招野龍對》等唐代的古文小說的產生，不僅滿足了作者的需求和讀者的口味，而且起到了弱化傳統、刺激社會變革的作用。唐代的古文小說家以一種隱含的“述而作”的訴求變革了儒家“述而不作”的傳統，對後繼的宋代文學在許多方麵都產生了影響。[236]與中國文論傳統中把小說界定為“引車賣漿者之流”的邊緣文學形態不同，倪豪士把唐代傳奇虛構風格的興起提升到了中國文學史的高度，並將其和經學闡釋的發展並置，本身就是對中國文論傳統中雅俗觀念的顛覆。
和倪豪士不同，阿德金斯（Curtis P.Adkins）借助榮格和弗萊的理論，從原型的角度分析了唐傳奇及其早期敘事文學中的英雄形象。阿德金斯的邏輯是，因為英雄在生活中的作用不可忽視，所以描寫英雄的小說的地位也就不可小視。他認為，傳奇中原型英雄的形成和三方麵的因素密切相關。首先，傳奇文本中的英雄原型必然是作者所熟悉的，甚至就是其自身的寫照，有時則來自具有相似的社會、經濟和教育背景的群體。這樣，傳奇作品通過把一個學者描繪成傑出的人物，作者本人不僅可以展示自己的不凡身世，也可以使別人看到自己與眾不同的命運形象。其次，阿德金斯認為，“個人”（individuals）是現代小說的特征，“類型”（types）是傳統小說的特征，而唐代傳奇中的英雄形象雖然不是為了塑造真人，但是也並非一些定型化了的或者象征性的人物形象。最後，阿德金斯認為，唐傳奇英雄人物的一些附加特征直接源於受教育的士人階層，特別是那些學者型英雄人物，不僅精通詩藝，而且都深受儒家忠孝仁義等觀念的浸漬。[237]阿德金斯所概括的這種唐傳奇人物塑造方式本身就說明，唐傳奇已經在創作動機、人物形象和價值取向等方麵上超越了中國小說觀念中的雅俗形態，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了現代小說形態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