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理論的發展與19世紀至21世紀西方的女權與女性主義思潮運動有著直接的關聯。20世紀中葉以前，女性主義總是認為性別是女人個體天生具有的特性，因此更注意從生物學上的性別差異探討女性受奴役的根源。20世紀40年代末，在波伏娃的影響下，“生物決定論”受到批判，女性主義者開始將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區分開來，認為性別的自然差異隻是性別的社會差異的前提而已。20世紀70年代，一些西方女性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文化研究思潮的啟發下創造出了“社會性別”（gender）的概念，並用以探討女性的曆史和現狀。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社會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並逐漸成為西方性別理論的核心。北美的主要漢學家普遍受浸於西方後現代文化理論與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思潮，大量理論話語的采用都源自其中，以此而與後期的西方學術研究步伐保持某種同步。但另一方麵，這些研究又不是簡單的西方理論的翻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在探入中國傳統性別問題時保留了獨特的維度，對整個國際女性主義研究有自己特殊的貢獻。就此而言，漢學領域中的中國文學、文論研究就與國際女性主義研究之間形成了一種互動互係的關係。按照孫康宜的理解，這種互動影響與互係關係在詩學方麵主要集中在“差異”“女性聲音”和“身體”三個主要概念維度上。[274]
首先，是有關差異的問題。漢學家們對中國女性作家的研究不僅應承西方女性主義批評而來，而且更是在自己的研究中挑戰了“差異”這一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核心概念。性別差異的主張是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家為加強其理論基礎所發明的最有力的策略之一。英美女性主義學派的女性主義批評家芭芭拉·瓊森（Barbara Jonson）結合解構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撰寫的《批評的差異》（The Critical Difference：Essays in the Contemporary Rhetoric of Reading，1980），《差異的世界》（A World of Difference，1987）和《女性主義者的差異》（The Feminist Difference：Literature，Psychoanalysis，Race and Gender，1998）三部重要批評著作，都在書名中使用了“差異”一詞，意指現實世界的背景中存在的性別差異問題。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和蘇珊·格巴（Susan Gubar）以性別差異作為基礎，在解讀19世紀的女性作家時，強調了英美傳統之中女作者的“著作權焦慮”。這些女性主義者的“差異”概念是建立在西方女性先天受歧視的現實基礎之上的，而西方女性一直受壓製的事實被看作這種“差異”產生的根源。“差異”在某種意義上也類同於“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