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學界普遍流行的性別理論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北美的漢學家在對中國古代女子書寫的研究中側重於一種文化上的再發現，重在凸顯獨特的“才女文化”（Women’s culture）對女性作家詩歌創作和詩學旨趣的深刻影響。其中，高彥頤和方秀潔的觀點較有代表性。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高彥頤教授是治明清時期婦女曆史的專家，她立足於社會性別理論，對明末清初江南婦女尤為重視，其《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分別從女性創作的文本書寫和身體實踐兩個角度，揭示出了明清“才女文化”的閨秀詩人與青樓伎師在政治與愛情方麵的獨特表現，並借由對她們生活空間和精神世界的探討，完成了對中國古代女性抒寫的獨特體認。
高彥頤立足於社會性別理論，力求“通過了解女性是如何生活的”，來“更好地把握性別關係的互動；通過領會性別關係，掌握一種更真實、更複雜的知識。這種知識是有關中國的文化價值、它的社會功能和曆史變化本質的”[279]。她擯棄了女性主義者二元對立的“上、下”或“尊、卑”的觀點，創造性地運用“爭執”和“通融”這樣的措辭來形容中國古代，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兩性關係。這樣不僅打破了西方性別理論“差異”概念帶來的局限，而且保持了考察古代男女兩性關係時的某種客觀性。高彥頤認為：“盡管明末清初中國的閨秀，經常依靠男性出版她們的詩歌和擴大她們的交際網，但這種依靠並不妨礙隻屬於女性私人所有的友誼紐帶和情感。”[280]當時婦女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一方麵受製於封建製度和儒家規範，另一方麵也發展出了一種在理想化理念、生活實踐和女性視角等方麵都十分獨特的“才女文化”。“無論是妻子、女兒或寡婦，都通過她們的作品，互相講授著各自的人生際遇。通過一代一代對女性文學的傳遞，一如巡遊的塾師，她們超越了閨閣的空間限製，從而經營出一種新的婦女文化和社會空間。”[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