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國家的漢學研究始於19世紀，就文學研究領域而言，以英國漢學家德庇時、翟理斯為代表的一些外交人員、傳教士和學者等，試圖以較為係統的方式，梳理、介紹與研究中國文學及其批評思想。當然，這一時期漢學家們的梳理與研究是比較簡單化的，方法論意識還十分淡薄。因為受到歐洲漢學的影響，總起來看，19世紀以來的英美漢學一直尊崇的仍然是歐洲漢學研究的傳統。一方麵，對中國傳統文學與批評思想抱有某種歧視的態度；另一方麵，在方法論上則“十分注重原始資料，所采取的方法是：熟悉語言——翻譯史料——進行史料學分析——進行曆史編纂學的分析——概括——總結：自發地摸索現象之間的聯係把事情串連在編年的杆軸上”[1]。
這種求實的研究方法伴隨美國政府為研究亞洲、研究中國、培養中國問題專家而設立哈佛燕京學社，與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成立，一直延伸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此後，美國本土漢學家及一些華裔漢學家在學術思想上始趨成熟，不僅受到了新的科學主義研究範式的熔鑄，而且也受到新興的理論風氣的影響，自覺地開始將新批評、結構主義、敘事學等流行的理論吸收與消化入自己的學術模式之中，其中也包括對心理分析、現象學等西學方法的借鑒。20世紀90年代初前後，英美漢學界的一部分學者開始受到當時盛行的解構主義、新曆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等思潮的影響，不同程度地借鑒新的理論觀念，並將這些移入文學與文論研究，進一步推進了美國當代漢學的範式轉型。後一個階段的方法論變化，也反映在由宇文所安和孫康宜主編，並於2010年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從該書的編纂理念中可以看到，撰者十分偏向於從“文學文化”史維度出發的研究，注重引入文化產生與接受、文化政治等理論視角，論述了口傳性、版本、印刷等對文學形構的作用，並且將女性主義等文論視角安置在自己的書寫係統中。這顯然已經與20世紀70年代後“文本中心主義”（包括形式主義）的研究大相異趣，甚至提出了反文本中心主義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