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的視野幾乎是每一種漢學研究所共有的，貫穿於整個漢學研究的曆史，隻有顯晦的區別而已。總起來看，在西方漢學領域中，顯在性的比較研究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中西文學間的比較，有時也會帶入概括性較強的論述，從而備有一些理論的意識，比如意象派詩學。二是中西文學批評之間的比較，往往依賴於文論史研究實踐的展開，明顯地屬於文論研究的一部分。三是試圖在大的框架下構建出一種中西比較的批評理論，並常常會兼及前兩項研究。下文主要關注的是後兩類研究。
斯賓加恩於1922年在《日晷》上發表的意在推薦張彭春所譯《滄浪詩話》的文章《〈滄浪詩話〉導言》（Foreword to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或可看作英語學界在該期初涉中外文學批評比較研究的第一篇論文，而斯賓加恩在文中也稱這個譯本是“中國文學批評在英語國家出現的首個例證”[93]。在斯賓加恩看來，這一在13世紀即已寫出的詩話的重要性，在於嚴羽所提出的“妙悟”一說，具有預見性地與西方當代世界最為先進的藝術觀念達成了一致，即將“美是自身存在的理由”納入藝術理解的核心。這也類似於克羅齊所說的“直覺”。當然作為更早的探索，如意大利人羅斯塔尼（Rostagni），就在對希臘詩學文獻的整理中發現一位叫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伊壁鳩魯派學者所持的看法，便與後來影響整個西方的賀拉斯的“寓教於樂”觀相反。此外，斯裏蘭卡學者阿蘭達·庫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也有相似之論。但是這些論述都不算充分，而中國人盡管在當時受及印度佛教的影響，卻放棄了其“邏輯上的贈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將佛教精神遺產運用到藝術的批評中”。[94]嚴羽妙悟說的特點在於，“將詩歌與習得、哲學、科學、宣傳、修辭等區別開來，去處理人的基本感情、歡叫與歎息的旋律，基本上與‘事物的推理’‘書本’‘觀點’‘詞語’無關”[95]。當然，在斯賓加恩看來，這種對詩藝所含神秘性的論述仍然與克羅齊將直覺僅僅看作心靈活動的第一個階段，而將思想看作心靈發展更高階段的、偏重於“邏輯分析”的論述很不一樣，因此是一種外在於西方的文論傳統，有重要的參考價值。[96]雖然，無論是張彭春對嚴羽詩話的選譯，還是斯賓加恩的比較性闡述，均帶有較為突出的為我所用的意圖，篇幅也比較短小，但畢竟開了中西詩論比較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