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初，英美國家，尤其是北美的漢學研究又出現了一重嬗變。誠如華裔漢學家李峰（Li Feng）所述：“當我們回顧過去這十年究竟發生了什麽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已置身於一個與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截然不同的學術環境之中。”[128]概而論之，至少有幾個方麵的思想，即後結構主義、文化研究、新文化史與新曆史主義（文化詩學）等對漢學研究的遞相羼入，使範型的轉型成為可能，由此使英美漢學與作為更大背景的國際知識與理論格局在新一輪的轉換中緊密地勾連在了一起。
有關於此，許多學者都做過解說。比如孫康宜在20世紀90年代初便提到西方“十多年來文學批評界雖走過了‘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乃至今日的‘新曆史主義’”[129]。當然，這種風氣影響到漢學研究還是要晚一些，並有一個漸次加強的過渡。盡管以上提及的數種潮流仍有自身獨立行進的走向與影響的範圍，不可概而論之，但相對於其他思潮，文化研究對學科改造的重要性，以及其匯聚各種思潮的能力尤顯突出。
1993年，在美國的比較文學界，由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執筆的學會報告即已提出，隨著國際學術已然發生的重大轉型，比較文學應當順應時勢，積極汲用文化研究的成果，在研究中加大對多元文化、政治、性別、階級、種族、文化傳播等維度的考量。[130]其報告不僅傳遞出了對近期研究趨勢的敏銳反應，也宣示了一種朝向未來的研究姿態。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提出用文化研究等改造漢學的呼聲可謂不絕如縷，成為學術界振聾發聵的強音。華裔學者王庚武（Gungwu Wang）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了《範式轉型與亞洲觀點：對研究與教學的影響》（Shifting Paradigms and Asian Perspectives：Implication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131]一文，從大的視角上歸納出了當前影響亞洲學研究的六種西方輸入式模式，其中幾種便屬文化研究範疇。以研究現代文學擅長的學者李歐梵（Leo Ou-fan Lee）也在其著述中多次述及文化研究對美國漢學的影響，如在《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一書中設專節論述文化史與文化研究，在《未完成的現代性》一書中設專節討論“文化研究理論與中國現代文學”。[132]當然，“文化研究”在精確的意義上，也有相對確定的意義邊界，及與另一近鄰概念“文化理論”之間於疊合關係中存在固有溝隙，與稍後出現的新文化史、新曆史主義也不盡相同。因此，我們在麵對具體的研究時，也應當分疏不同模式與方法各自所屬的脈理。然在不甚計較的表述中（學界也常如此），似也可權且將之視為一個融會了各種後學科思想，並以對“文化”的分析為核心目標的概念統稱，或如學界經常概述的，將這一總的趨勢稱作一種“文化轉向”。正是在這一新的理論視野的導引之下，我們可以發現，在傳統文學與文學批評研究的領域中，那些曾經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活躍的學者差不多至20世紀90年代，已自覺地進行研究方位的調整。與之同時，新一代的學者也以不同尋常的姿態湧至漢學研究的前台，一同改寫著漢學研究的圖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