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概念上看，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盡管比女性主義批評（Feminist Criticism）所指要廣一些，但由於使用上的習慣，常常也多以後者指稱前者，或兩者替換使用，從更為抽象的角度入手的相關論述，可稱為“性別理論”（Gender Theory）。在漢學研究範圍內，另一個相關的名稱“婦女研究”（Women Studies），雖然也受到一些學者（尤其是曆史學專家）的推薦，企圖以示研究的客觀性，但由於後期這方麵的研究多受20世紀下半葉以來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從而顯示出明顯的話語構建特征，因此仍可將之歸至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的範疇中。[134]從西方學術，尤其是英美學術的總體走勢來看，作為一種框架性的描述，一般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至少發生過三次女性主義浪潮，因此尚不能將所謂的女性主義都限定在文化研究的範圍內來確認。但另一方麵，文化研究也對20世紀70年代之後的英美女性主義批評影響甚大，以至於其在性別維度上的研究也常被視為文化研究三個主要向度之一，籠統地歸入後者的話語體係之中。如此看來，至少，對英語世界漢學領域中的女性主義研究的定位有可能出現兩種分類，即既可將之看作一種獨立的研究，又可將之設置為廣義文化研究的一個分支。
這種新型的女性主義研究在漢學界的興起，似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則已在理念上漸趨成熟與相對定型。像後來對美英漢學界中國傳統女性研究產生示範性影響的一些學者，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費俠莉（Charlotte Furth）、高彥頤（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白馥蘭（Francesca Bray）、孫康宜等人的初期著作差不多都在這一時期陸續問世。毫無疑問，這批學者對中國傳統女性群體的研究有各自關注的領域，涉及社會史、醫學史、家庭史、風尚史、文學史、身體史等多個方麵，並表現出了多學科交叉的特點。與之同時，雖然在一些認識上存在若幹分歧，但是她們的研究又都傳遞出了一些相對一致的觀念，呈示出向後知識批評轉向的比較強烈的自覺意識。[135]大致而言，一是表現出對普遍性話語的不滿，試圖從對中國傳統女性的研究入手，提供一幅與西方女性世界有很大區別的多樣化圖幅，以證明文化生態的多樣性。二是在比較充分地兼顧對自然、經濟與政治等複雜因素的考察的同時，將“文化”對性別與身體的建構作用置於觀察與分析的核心。[136]她們也都采用了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所普遍使用的，帶有話語因變量屬性的“社會性別”（gender）概念，來整合與操作自己的研究理路。[137]三是從研究的效果上看，將性別問題置於中國傳統語境中，可以得出若幹重要的結論：一是從宇宙論角度發現的男女同體，及與之承應的從社會論角度發現的男女伴侶模式[138]；二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女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並非全然屬於過去所認為的“受虐”的對象，而且也是具有某種主體的“能動性”（agency），或話語協商與微部抵抗能力的群體。[139]由於女性被看作既生活在男性話語所規定的秩序中，同時又從自己獨特的角度參與曆史的建構，因此，通過凸顯她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構成作用（尤其是明清時期），也將改寫一種由男性視角所完全主導的中國史的整體麵貌。無論以上著作的研究對象是否直接與文學表征有關，它們提出的這些基本理念均具標杆性的意義，並對此後性別史研究的展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