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子媒介誕生與普及之前，傳統的文本傳播方式主要是依賴紙本，或更早的簡帛、金石刻本等介質進行的，至於落實到生產與接受等環節，又可具體分解為抄寫（刻錄）、出版（編輯與印刷等）、流通、閱讀等活動單元。在過去的文學研究中，因為主要采用的是帶有某種封閉性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因此對其他諸環節的作用大體是忽略不計的。過去中外學界也有中國版本學、印刷術等的研究，並將之看作獨立的學科分支。但是傳統的版本學研究注重的是版本的樣式、文字的準確性等書麵要素，並未將之置於生產、流通及與社會互動的流程中加以考察。對中國印刷術的研究在英語國家漢學界也續有其人，比如早期美國漢學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所撰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56]，就是第一部係統考察該領域的專著，在國際學界影響甚大。其後，專治中國印刷術並成就突出的有錢存訓（Tsien Tsuen-hsuin）等。錢氏不僅受邀為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主編的《中國科技史》撰寫了有關造紙與印刷術的一章，而且也出版了大量有關於此的著述。更後一些的杜希德（Denis Twichett，崔瑞德）等人的研究，則同樣顯示出在實證意識指導下的某種努力。[157]這些研究多傾向於將印刷史僅視為一種物質技術上的表現，而未將之置於更大的傳播文化的語境中加以考量。[158]
從傳播的角度介入中國各種傳統文本、書籍、圖版等製作與流傳的研究，大約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這首先與媒介的進展、傳播對當代社會生活及全球信息流通等產生的巨大影響有關。與之接應，隨著新的傳播理論的興起，學界對各種文化與文本製品的認識開始改變。盡管從不同視角出發而展開的傳播研究所選擇的立足點與切入側麵有所區別，但大體上均會認同整體“循環”（circuit）係統對文本的影響這一看法，即文本不再被看作孤立的現象，而是在傳播的循環係統中產生與構造其意義，或使意義發生某種移位，因此有必要從傳播的過程重新考察認定文本及其意義的生成狀況。鑒於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將媒介視為主要的研究方向，不僅將循環論有力地納入自己的研究係統[159]，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將“文化”與“社會”相結合的分析模式，並能夠將對傳播技術、圖書貿易市場、大眾消費、閱讀反饋等的考察作為分析文化變遷的一個補充性或對話性視角，因而在20世紀下半葉的傳播與媒介研究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備受學界的青睞。而其也與20世紀70年代後在法國及美國等地相繼出現的閱讀史、書籍史、印刷史研究一起，共同推動著這一思潮的蔓延。[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