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謬誤”（affective fallacy）與“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是新批評理論家韋姆塞特和比爾茲利提出的兩個核心概念。他們認為作者的“意圖”和讀者的“感受”是根本無法把握的，任何試圖從作者意圖或者讀者感受出發研究作品的努力都將歸於失敗。隻有徹底拋開作者的意圖或讀者的感受，才能對文本本身進行最為客觀、最為純正的研究。北美的漢學家在運用新批評理論剖析中國文學作品時，無疑注意到了這兩種理論的存在和潛在影響。
林順夫指出，新批評“意圖謬誤”的理論在薑夔詞這裏是失效的。“薑夔有關自己創作意圖的表述似乎與韋姆塞特和比爾茲利提出的‘意圖誤置’理論相悖。”因為，“在薑夔的作品中，詞與序的結合卻使得詩意的表達更為充分了，從而構成了一個更大的整體。他關於創作意圖的表述，無論真實與否，都是一首詞的內在結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不能納入‘意圖誤置’之列。”[55]林順夫在否定“意圖謬誤”對於薑夔詞解讀的效用的同時，實際上還是從“意圖謬誤”理論的角度強調了薑夔詞作本身的結構特征。因為“意圖謬誤”理論強調摒棄對作家外在的創作意圖的考索，在理解作品的意涵時會忽略掉可能對作家的創作產生影響的社會、曆史、政治乃至作家個人因素。然而林順夫的解釋則循此做了新的補充，認為薑夔的詞之所以不會產生“意圖謬誤”，是因為薑夔的詞作完整的意義生成結構根本就沒有給誤讀留下闡釋的空間，故可以將其看作林順夫從新批評的角度對此理論所做的一種反向肯定。
前文曾經談及，宇文所安十分崇尚以文本細讀的方法解讀中國文學和詩學文本，並力圖以此找到中國古代作家的思想活體。但是，仔細閱讀宇文所安的作品，我們就會發現，雖然他很多時候高度重視中國詩歌作品字、詞的豐富含義，讀出了漢詩中回響、隱喻、轉喻和換喻所著力渲染的文本因素，但在大多數時候，他並不僅僅局限於文本本身的自足性，有時反而呈現出十分明顯的為新批評極力摒棄的外部研究視角，即傳達出一種“意圖謬誤”的偏向。在《初唐詩》《盛唐詩》和《晚唐詩》中，宇文所安就更加傾向於使用故事化的散文敘述和“傳記式”的解讀方法。這也使得宇文所安的中國詩學讀解始終在三個中心之間滑動：有時他純粹地專注於文本中心，通過文本的細讀法去發現文本縫隙間那些被遺落的思想；有時他又高度自信地以作者為中心來解讀文本，過度迷戀於講述一些與作者有關的故事，甚至如研究《紅樓夢》的索引派一樣動輒通過詩人的傳記對作者的寫作意圖加以揣測；有時又完全跟隨自己閱讀作品時的感受軌跡，高度自信地以自己為中心讀解創作者的心理。如果說宇文所安對於文本中心的推重體現出其中國詩歌研究的客觀性、科學性和邏輯性，那麽宇文所安對於另外兩個中心的參互使用，則使宇文所安滑向了新批評所著力避免的“意圖謬誤”，同時也使他對中國詩歌過於強調自我的閱讀感受和情感尺度的天馬行空的“個人化”解讀落入了無法化解的“感受謬誤”陷阱。這或許也是其對新批評方法反向理解所產生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