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北美的漢學家在中國文學和文論的研究過程中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對結構主義理論的引述和借鑒。
高友工從經驗架構和材料原則兩個角度來看待中國詩歌的抒情性結構。他認為，中國抒情美典的經驗架構表現為“抒情自我”和“抒情現時”這兩個坐標的定位。這一時空坐標架構的表達靈感顯然受到了索緒爾和雅各布森在文學研究中推廣的共時態、曆時態之說的影響。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係統有著其自身的性質和功能，如圖所示：“（1）同時軸線（AB），它涉及同時存在的事物間的關係，一切時間的幹預都要從這裏排除出去。（2）連續軸線（CD），在這條軸線上，人們一次隻能考慮一樣事物，但是第一軸線的一切事物及變化都位於這條軸線上。”[56]同時軸線和連續軸線最終形成了橫的靜態平麵與縱的動態平麵兩個研究平麵。“有關語言學的靜態方麵的一切都是共時的，有關演化的一切都是曆時的。”“共時語言學研究同一個集體意識感覺到的各項同時存在並構成係統的要素問題邏輯關係和心理關係。”[57]“曆時語言學，相反地，研究各項不是同一個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相連續要素間的關係，這些要素一個替代一個，彼此間不構成係統。”[58]高友工根據索緒爾的這種劃分，確立了中國抒情美典的“時空定軸”和“同一關係”。他認為，在主觀時空定軸上的“自我”（self）和“現時”（present）兩個定點是經驗世界的生長點，最終借助語言質料“外現”（externalize）於客觀的時空軸上。這樣一來，就可以逐漸生成一種主客綜合的“同一關係”，達成外向的“分析語言”與內向的“象征語言”的完全相通，最終實現一種“綜合”的心理過程，真正實現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