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大序》既是中國文論史上的經典篇章，也是《詩經》研究史上的經典篇章，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所以，《詩大序》在英語世界很早就受到重視，並且對它的翻譯和研究一直在繼續。
早期的傳教士漢學家已經注意到《詩大序》。基德在1841年出版的《中國》（China）一書中，曾譯出《詩大序》的主體部分。此書第八章探討中國的教育、文學、醫藥等問題，基德在這一章引用《詩大序》，用以說明詩的本質與作用。但是，此書未注明文獻來源，引用時也不盡準確。它先是全文譯出朱熹的《詩集傳序》，卻認為這是孔子與弟子的對話，然後再譯出《詩大序》的主要章節，將其與《詩集傳序》當作同一本書的不同部分。[14]
相比之下，理雅各翻譯的《詩大序》，體現出更為嚴謹的風格。理雅各在1871年出版《中國經典》第四卷《詩經》時，為了讓歐洲讀者更好地理解《詩經》的意義和背景，撰寫了近200頁的緒論。其中，第二章介紹《詩經》的來源、作者以及《毛詩序》。此章附錄中有《毛詩序》的全譯，包括《詩大序》和全部的《小序》，並對《詩大序》的重要字句做了詳盡的注釋。理雅各介紹了兩種區分大序小序的看法，一是李樗以《關雎》序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二是朱熹僅以《關雎》序中論詩的起源和功能的部分為大序。理雅各還介紹了《毛詩序》的作者和傳承等問題，並引用朱熹的論述作結。可以說，朱熹的詩經觀對理雅各的影響最大，所以理雅各將“詩者誌之所之”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抽出，標上“大序”，置於《毛詩序》的開頭，然後將“《關雎》後妃之德也”等字句與其他詩的序放在一起，標為“小序”。在《詩大序》的翻譯中，理雅各為“六義”，特別是賦、比、興，寫了一條近千字的注釋，朱熹的解釋再次成為理雅各注釋的根據。[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