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的《詩格》早佚，不過日本僧人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載錄了此書的內容。一般認為，《文鏡秘府論》南卷中的《論文意》即錄自王昌齡的《詩格》，是今人討論《詩格》的依據。
因此，包瑞車在其研究《文鏡秘府論》的博士論文中，第一章就討論王昌齡的詩學，並在第五章研究《文鏡秘府論》南卷時，全文翻譯了《論文意》。在譯文的注解中，包瑞車試圖說明《詩格》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創新與影響。他說，以南和北來區分中國詩歌傳統在王昌齡之前已經出現，但是王昌齡的創新之處，在於借用了當時佛教的術語——宗，以南北二宗來區分不同的詩歌傳統。這種說法在後來賈島的《二南密旨》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包瑞車在討論王昌齡詩學思想的章節中還指出，王昌齡與之前的批評家不同，他“幾乎沒有花時間去談文學的道德作用、前輩詩人的審美特征、不同文類的區分”等問題。包瑞車發現，王昌齡認為詩歌是“意”的表達，他建議可以用thought、meaning、intent、mind等詞來翻譯“意”。不過在具體的譯文中，包瑞車大多用“mind”一詞。[90]
李珍華《王昌齡研究》的第三章，翻譯並討論了《詩格·論文意》，將其中的內容分為詩歌的演化、立思與生意、表達三類。第四章翻譯並討論了《詩格·十七勢》，認為十七勢中有六種是處理詩頭的結構，七種是處理詩腹的結構，還有四種處理詩尾的結構以及多義結構。[91]
此外，宇文所安《中國“中世紀”的終結》（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的“九世紀初期詩歌與寫作觀念”一節，以及餘寶琳的《中國詩歌傳統中的意象》的“唐代及以後”一節[92]，在討論唐代詩歌觀念時，也提供了《詩格》片段的節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