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繼孔孟之後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但其著作《荀子》在西方沒有像《論語》《孟子》那樣受到翻譯者的重視，對其文學思想的討論也更為寥落。施友忠的《文心雕龍：中國文學中的思想與形式研究》，探討了荀子的實用主義文論觀與創作心理論。
施友忠認為，與孟子相比，荀子的文學觀更加具有實用性。[44]對他來說，文學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在於它的有用性。這一觀點最初見於孔子，在實用主義的墨家那裏得到進一步強化。施氏說，盡管荀子關注社會行為的原則和產生社會和諧的途徑與方法，但他也注意到了文學的某些價值，如對人性格的美化作用。隻是問題在於荀子所謂的“文學”還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文學，而是“學問”（learning）的統稱。文學與學問之間畛域的模糊或許是作為純文學起點的詩歌逐漸承擔起道德教化重任的原因之一，而荀子更是處處援引《詩經》來表達他的道德觀點。
在施友忠看來，雖然荀子是一個自然主義的哲學家，但他對創作活動的根源與本質卻有著深刻的見地，並對創作心理有著合理的闡釋。[45]通過引證荀子論“樂”的一段話，施氏解釋說，荀子認為音樂的功能在於調整人的情感使之和諧。這種內在的和諧首先為社會和諧奠定基礎，然後再經由“禮”而使社會和諧得以實現。而“禮”指的是社會行為，是“樂”的內在原則的外化。由於音樂與詩歌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荀子的樂論對後來的詩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