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探討了《樂記》與《詩大序》的關係。《禮記》成於西漢時期，是中國戰國和漢代以來儒家文本的一個雜錄，其中《樂記》一篇討論音樂之起源、功能以及樂與禮的關係。該文中的大量資料後來稍有改動，又見於司馬遷《史記》中的《樂書》。在這兩部書中，我們皆可以發現若幹後來被組織到《詩大序》中的材料。對於《詩大序》所依據的心理內容，它們已有更詳細的論述。《樂記》和《詩大序》都關注情感的非自覺表現和情感與道德規範之間的調節問題。由“國史”創作的“變風”是非自覺的產物，但又沒有超出得體的規範。同理，“禮”是找到了規範和製約形式的人的情感的自然表達。於是，“樂”和“禮”在儀式中的作用就被巧妙地區分開來了：“禮”區分出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的不同角色，而“樂”可以克服這些區分，使參與者合為一體。對“凡音者，生人之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一段，宇文所安認為，其與《詩大序》的說法非常相近：情感於內，形於言；情發為聲，聲成文，謂之“音”。此外，二者還另有一些相同之處，如論述音樂的性質，及對產生音樂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狀況與關係的看法。[32]
宇文所安對《樂記》中關於禮與樂的關係也做了一定深度的研究。《樂記》說：“是故先王之製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幹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人，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對此，宇文所安指出：“如果荀子一派的儒家思想試圖控製危險的力量，那麽，漢代儒家則試圖讓兩種對立的力量保持平衡。”[33]“禮”確定社會關係中的各個功能，因而它是一種區分係統。不過，作為區分係統，“禮”容易使人們四分五裂，彼此對立。“樂”能為禮儀的所有參與者所共享，所以有了“樂”，“禮”的危險性就被削弱了。“樂”使人們感到像是一個統一體。可是統一的衝動又威脅到區分，所以，又需要“禮”來製衡。《樂記》又說：“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四海之內，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諧。”對此，宇文所安解釋說，這個歡天喜地的儒家的社會觀——借助禮樂，使整個社會與人的天性和宇宙的天性保持和諧——看似與文學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它為“真情實感與形式的一致”這種文學興趣提供了必要的基礎，由此也使這個興趣點始終貫穿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