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陶瑋曾對司馬遷、班固、王充的文學思想有所關注。他指出，司馬遷《史記》的某些段落中早就出現了對個別文學作品或作家的評論[46]；班固《漢書·藝文誌》認為詩、賦這兩種文體可以追溯推源到《詩經》，故也需要用儒家的道德標準來加以衡量。由於賦有過多人為矯飾的因素，關於晦澀與明晰、誇飾還是樸素的問題因此引起了王充的注意。王充的《論衡》認為寫作如同講話，需用直白的風格進行清楚的表達。但王充又認識到詩、賦與一般性的寫作不同。雖跟其他漢代人一樣，王充也沒有將文學區別於一般性寫作的明確概念，但起碼已將詩歌視為一種特殊的門類。
在海陶瑋之後，繆文傑、劉若愚、施友忠、孫廣仁等人也分別對之有所論及。
繆文傑在《東漢末期的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 at the End of the the Eastern Han）中，認為 “王充於公元76年至84年創作完成的《論衡》，將文學的地位與儒家經典並列，並在東漢末期得到普遍認同”[47]。劉若愚發現，雖然王充具有特立獨行的精神，對諸多問題持有非正統的見解，但在對待文學的態度上，依然表現出鮮明的實用性傾向。[48]王充強調的是道德功用，將文學視為勸善阻惡的手段：“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載。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施友忠也認為王充非常重視文學的道德內容與實用功能。[49]王充更為關注曆史與哲學，以至於他模糊了純文學與其他學術著作的界限，退回到漢之前的雜文學觀。正因為他心中所考慮的是哲學與曆史，所以王充宣稱所有的文學都應是善與真的，目的是為了教育。施氏說，即便如此，王充也並沒有忽略文學美的一麵。對王充來說，善與真的就是美的，無須再著力加以完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王充會同意濟慈所謂的真即為美，美即為真。王充對曆史真實性的關注使他注重某種現實主義，抨擊各種與真實不相符合的文學誇張與藻飾。施氏說，很顯然，盡管王充有一定的審美趣味，但是他還是視真實為文學的本質，認為這一本質決定了文學的品質與形式。施氏接著說，無論從秉性還是興趣上說，王充都是優秀的曆史學家。他頗具膽識的曆史理論，在一個充滿教條主義的時代表現出了獨一無二的自由主義精神。當大多數作家忙於美化古代、盲目模仿經典時，王充可以說是一人獨醒。他說：“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他又說：“敘事者好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上述引文見於《齊世篇》。王充的思想有異於正統的曆史觀，他不但對這種傳統觀念進行了批判，甚至宣稱今勝於古，如其所雲：“夫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福瑞則漢勝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總之，曆史是發展與進步的。為了貼近現實，文學也必須是發展的。[50]這種發展觀念在晉代葛洪那裏也曾再次閃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