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友忠在《文心雕龍：中國文學中的思想與形式研究》的序言中考察了魏晉六朝時期批評精神生成的曆史語境；海陶瑋在《中國文學論題：綱要與書目》中對六朝的文學批評譜係進行了提綱式的梳理，並對一些重要的文學批評專著進行了鳥瞰與簡評；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在《中國六朝時期的抒情批評》（Chinese Lyric Criticism in the Six Dynasties）一文中拈出“抒情批評”一語，以之界定六朝文學批評的總體特征，以下逐一述之。
施友忠從政局的跌宕、儒家思想控製的放鬆、審美意識之覺醒以及宮廷庇護四方麵考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批評精神生成的曆史語境。他說：“在中國文學批評的諸多階段中，這一政治分裂期或許是最具有創造力的時期。”[2]在東漢之後的三國、魏晉、南北朝四個世紀裏，中國被分成了大小不等的若幹王國與朝代，政權更替殊為頻仍，整個中原地區一度陷入戰亂與政局混亂之中。然而吊詭的是，在混亂的局勢與種種破壞力量的夾縫中，卻出現了文學批評與文學創造力的迸發。這一時期，所有標準均已坍塌，儒家思想同樣也喪失了統治地位，盡管人們口頭上還在加以強調，但許多學者與藝術家已對之喪失信心，在苦悶中開始逐漸轉向佛老。
“對語言、聲調與形式結構的強調，使文學開始回歸自身，其功能亦由道德說教轉向審美。審美體驗的關注點又逐漸轉向對創作過程本質的深入探尋。”[3]審美意識的覺醒促成了純文學（文）與實用性文學（筆）的區分，而文筆之分反過來又深化了審美意識，並在此導向中將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推向一全新的境界。“文學創作的繁榮呼喚文學批評的出現，同時也必然會要求對原有的批評原則予以重新審視。於是，一場集中於批評分析的運動呼之欲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