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諾在《書法、音樂與繪畫文本中的本質與理想》（Nature and Higher Ideals in Text on Calligraphy，Music，and Painting）一文中，認為魏晉時期對音樂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變，將音樂框定為一個自治的領域。[23] 而音樂思想的創新在阮籍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與自覺，阮籍的《樂論》《通易論》《達莊論》《清思賦》以及《大人先生傳》均涉及音樂問題，而嵇康繼承並發展了阮籍的音樂思想。
艾朗諾從三個方麵分析了阮籍的音樂思想與早期儒家的相異之處。首先，阮籍認為音樂不是人類的發明，而是一種超越人類社會的現象。“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音樂漫布於宇宙間，顯示出萬物最根本的統一。[24]音樂本源於天地精神、萬物本性，而儒家典籍《禮記·樂記》則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強調音樂是人心對外物刺激的情感反應，外物中不含有音樂，音樂更不是外物的本性。其次，阮籍認為音樂的至境為“平淡”（calmness）、“無味”（flavorlessness），提倡“澹兮其無味”的音樂風格，即所謂的“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艾氏說，在阮籍看來，音樂要使人無欲，心平氣定，“欲望、情感都是要被超越與摒棄的”[25]，而儒家傳統認為情感對音樂是至關重要的，音樂中飽含情感，隻是必須要加以把握，使之適度。最後，艾氏發現，阮籍提出“大美無形”的觀點。[26]在《清思賦》中，阮籍說：“餘以為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是以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雖然老子說過“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但在此處，阮籍是將“美學”置於論述的核心。在阮籍看來，重要的不是“美的景物”“美的音樂”，而是“美”本身。“美”需要借助世間我們所知的形式來加以理解，但同時又隻有在摒棄所有美的具體形式後才能夠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