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的梳理中，我們可以尋得20世紀《文賦》在美國流布的規律與闡釋的特點。
其一，《文賦》的外傳取決於美國這一接受國內在的文化需要。《文賦》之所以於20世紀中葉在美國駐足，與當時現代詩歌運動的價值取向有關。彼時，美國社會正經曆巨大的變革和動**。城市化運動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將本來鮮活的人性異化為資本運行的附庸，各種社會思潮層出不窮，女權主義呼聲日益高漲，反對越戰和種族歧視的民權運動亦此起彼伏。在這樣的社會曆史語境中，主張“天人合一”“回歸自然”“中庸之道”和“和平寧靜”等觀念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受到美國社會的關注，掀起了20世紀初翻譯研究中國古典詩歌風潮後的第二次浪潮，“禪和道的思想已得到更加多樣化的解釋，而中國詩的語言方式，風格方式，繼續成為美國詩人尋找自己聲音的指路牌”[44]。正是基於這種內在文化動力，《文賦》譯本在美國出現；而美國詩人則不斷從中汲取靈感，借鑒《文賦》體現出的泯滅物我之界限的東方詩學運思模式。[45]
其二，廣泛運用比較詩學的研究方法，開啟了《文賦》研究的新思路。不同於法國學派注重文學影響事實的“影響研究”，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力倡以文本為中心，開展東西比較研究，不計實際影響之有無。對於《文賦》，陳世驤拈出20世紀美國文藝批評術語“gesture”來比較和闡明《文賦》中“姿”字的現代文藝思想意涵；而美國詩人、學者大多平行選擇亞裏士多德的《詩學》、賀拉斯的《詩藝》等為比較對象，並著力以《文賦》與《詩藝》為重點對中西詩學進行證同辨異。
20世紀80年代以降，由於社會文化語境的轉換，美國詩人對《文賦》的追捧熱情有所冷卻，但《文賦》的選譯本、全譯本仍不時出現，而漢學家以及比較文學學者對其的關注則一直延續至今。費維廉在為《印第安納中國古典文學指南》所撰寫的關於“文學批評”的詞條中，曾提到《文賦》，認為它是“關乎文學創作形上理論、創作技巧與創作心理的長篇大賦”[46]。進入21世紀，範佐倫在為《約翰霍普金斯文學理論與批評指南》（The John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撰寫的關於“中國理論與批評”的詞條中，也稱《文賦》“以所發明文學思想之深刻兼本身文辭之優美而著稱”[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