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孫康宜的《劉勰的經典觀》（Liu Xie’s Idea of Canonicity）和蔡宗齊的《批評係統的構成：〈文心雕龍〉以及早期文本中的文學概念》（The Making of a Critical System：Concepts of Literature in Wenxin diaolong and Earlier Texts），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指出劉勰重建文學傳統的特殊貢獻。
孫康宜在《劉勰的經典觀》一文中指出，“劉勰特別關注經典的力量及其對文學文化史的正統價值”[50]，認為儒家經典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風格上都是最為精美的文學典範。在整部《文心雕龍》中，劉勰為把文學提升到儒家經典的崇高地位，不惜筆墨地指出聖人言論“辭富山海”的美學特質。不同於以前的學者采用道德標準來評價文學，“劉勰將文學美學的標準應用於儒家經典，從而使得文學品格成為衡量一切經典之作的基本標尺”[51]。這樣，文學中的“文”和儒家經典中的“文”一旦畫上等號，就無形中賦予文學以經典的身份。
此外，孫氏還討論了劉勰如何提出新的文學標準，從而將屈原的作品抬高到僅次於《詩經》的地位的問題：“劉勰在客觀分析與考察具體語境的基礎上，提出了閱讀《楚辭》的新方式。[52]”一是屈原以《尚書》“典誥”之體來讚美堯舜等上古先帝；二是以諷諫的方式譴責夏桀商紂等昏君的不仁行徑；三是運用比興手法，以虯龍和雲霓來比喻美德與邪佞；四是屈原表達了一個忠君而遭斥的主體的情感。然而除了以上契合外，劉勰也指出了四個《楚辭》與儒家經典的分歧：一是詭異，如鋪陳乘雲龍、求宓妃等神怪之旅；二是譎怪，如共工撞倒不周天、後羿射九日、九頭木夫、三目土伯；三是狷狹，如屈原有意效法彭鹹、伍子胥沉江；四是荒**，如男女雜坐，通宵達旦飲酒作樂。[53] 對這些“分歧”，劉勰僅僅是客觀地列出，未加評論。這意味著他嚐試了一種早期批評家極少使用的批評途徑：“不依儒家經典的標準，而是根據詩人自身所具有的創造力來評價《楚辭》。”[54]劉勰認為正因為《楚辭》“自鑄偉辭”而與儒家經典不同，因此它理應被視為新的經典。在劉勰看來，“正是這種‘陌生化’的特性適合於屈原那樣的偉大詩人表達衝動的、強烈的備受挫折的願望。最為重要的是，屈原以一種新的文體寫作，可以容納不同種類的寫作風格，以適應新的時代或地域環境”[55]。孫康宜說，劉勰已經注意到《楚辭》中有一種新的精神覺醒，以及一種新型修辭風格的形成。劉勰認識到，就文學影響力而言，《楚辭》不次於甚至於超越了儒家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