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州大學教授梅維恒（Victor H.Mair）作為中印文化關係的研究者在《〈文心雕龍〉中的佛學》（Buddhism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Orante Rhetotic）中分析了《文心雕龍》與佛教的關係。在他看來，佛教思想對《文心雕龍》影響很大。劉勰最基本的寫作範型、分析方法、組織方案，以及很多重要概念都有其佛學來源。中國六朝時期正是佛教的興盛期，佛教思想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的哲學、宗教、文學、藝術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從Bharata、Bhāmaha到Dandin等印度詩學理論權威，都探討過諸如修飾、修辭、辨誤、邏輯、意義（觀點或內容）、語法修辭的修訂、選詞、音樂性（語音規則）、韻律等問題，而這些也都出現於《文心雕龍》的第二部分。此外，他們還討論過印度美學中的“rasa”（性）和心理學理論中的“bhāva”（情），而《文心雕龍》也取“性”“情”一一對應。更有意味的是，Bhāmaha與Dandin認為“詩體”（sarira）涵蓋的範圍甚廣，與之類似，《文心雕龍》中所雲“體”的內涵也涉及風格、本質、形式與文類等。最後，印度詩學著作經常探討諸類文體，並與詩歌加以比較，《文心雕龍》中亦是如此。[64]故此，“《文心雕龍》是印度思想方法與中國文學創作實踐的完美結合”[65]。梅維恒總結說，長期以來對《文心雕龍》中是否存在佛教思想，進而對其文學價值與思想內容的探討與爭論，反映出一種極端的民族傲慢與文化偏見，而這些都是學術研究所理應避免的。實事求是地講，“《文心雕龍》就是一部‘印度式文學專題論文’（sastra on literature）”[66]，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印度範式。
加拿大漢學家林理彰在《王弼與劉勰：術語、觀念、影響與歸屬》（Wang Bi and Liu Xie’s Wenxin Diaolong：Terms and Concepts，Influence and Affiliations）中考察了《文心雕龍》與王弼著作的關係，認為王弼的著作是《文心雕龍》觀念、術語以及寫作模式的又一重要思想來源。言、象、意的關係是王弼形而上探尋的核心，而類似的討論也出現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例如，在《原道篇》中，劉勰將象視為文與言的具體外形，這使人想到了王弼以言、象、意來表達現實世界的遞升程度；《神思篇》中劉勰不但又一次使用了這些術語，而且對三個術語等級的劃分也類似於王弼的做法。當然，從事哲學的王弼與從事文學的劉勰在思維方式並不完全相同。王弼強調意、象、言三者之間存在鴻溝，認為從意到象再到言，本體合法性依次降低，“名不能超越現象界，人的理性與語言無法把握真實的‘道’”[67]；而劉勰則試圖填補鴻溝，讓語言體現本體，肯定象與言具有反映超感官世界的能力。在《原道篇》還有其他篇中，劉勰宣稱“寫作有能力表達終極現實”[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