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的浦安迪在《〈文心雕龍〉中的對偶美學》（The Bones of Parallel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中，通過對《文心雕龍》中《麗辭篇》的細讀，提出了“駢文美學”的觀念，認為這不僅是劉勰的寫作要素，也是控製意義生成的觀念原則。“駢文美學”出現的原因，一是中國語言的結構非常有助於形成相同字數的排比；二是中國文化中陰陽相對而又互補的宇宙觀。[76]劉勰采用曆時與共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論說方式來解釋“駢文美學”，追溯其自古代以來的譜係，將它描述為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
哈佛大學的李惠儀在《在“文心”與“雕龍”之間：〈文心雕龍〉中的秩序與濃豔》（Between “Literary Mind” and “Carving Dragons”：Order and Excess in Wenxin diaolong）中，關注的是劉勰關於“文”的兩種相互衝突的觀點：“‘文’一方麵體現了某種內在秩序，另一方麵因其濃豔之美而削弱了《文心雕龍》所欲建構的秩序。”[77]從前者出發，如在《通變篇》中，劉勰高度評價漢代及漢以前的作品，嚴厲批評漢之後的浮華之作。但從後來看，如在《時序篇》中，劉勰又毫不猶豫地將對儒家經典的崇拜放在一邊，大肆讚美劉宋時期濃麗美豔的作品。李惠儀說，劉勰對於“文”的這一矛盾認識構建出了一個龐大的觀念範式，我們不僅能看到劉勰兩種衝突的文學史觀，而且可以發現其思想的諸多搖擺不定之處。例如，論及文學風格時，他一會兒強調自然秩序，一會兒又推崇濃豔美麗；在討論創作過程時，在靈感與技巧之間，討論文學起源時，在自然與人力之間，也都存在這種情況。
對於劉勰的修辭理論，宇文所安也看到了《文心雕龍》所呈現的充滿矛盾的修辭架構。宇文所安將劉勰采用的駢文話語程序命名為“話語機器”，將公認的判斷與常理命名為“劉勰”。[78]這樣，整部《文心雕龍》就不再是一個思想家在解釋他的思想，而是“話語機器”與“劉勰”之間的一場邏輯論證。前者遵循駢文的規則會產生有悖常理的觀點，後者則不斷地修正之。這種情況存在於《文心雕龍》的各個層麵，從使用的句子一直到各篇章的具體敘述。以《通變篇》為例。“變”在《易經》中原指向好的方向發展、變化，但是一旦移入文學史考察中，就與廣泛認同的觀點——文學自古以降漸呈衰勢的觀點——相矛盾了。“變”作為離經叛道的這層貶義凸顯出來，從而將該章引向另一個不同的方向。宇文所安在此說明《文心雕龍》不是一個承載劉勰思想的容器，而是一個自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話語程序與思想觀念之間展開“爭奪對文本的控製權”[79]，產生了一係列不協和的觀念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