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
在《批評係統的構成：〈文心雕龍〉以及早期文本中的文學概念》中，蔡宗齊梳理了《文心雕龍》以及早期文本中“文”的概念。蔡氏分別考辨了《左傳》《國語》以及《詩大序》等早期經典文本對“文”的描述，並認為從“文”的泛義而言，“詩言誌”這一概念無疑最具有代表性。這裏的詩既可以歌，也可以誦，並且也是外交與內政都須臾不可離的修養。蔡氏認為，正是通過禮樂等“文”的活動，人與自然、社會才能保持和諧，因此《左傳》和《國語》中的“文”具有了人文主義的特征。[81]及至漢代，“詩言誌”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成了道德教育的說辭。在蔡氏看來，這或許是因為在《左傳》《國語》中，發言的都是王公之類的人物，因此他們使用詩文來表達自己的誌向與想法，或者對廟堂禮儀進行評論；而在《詩大序》中，作者自視為思想上的導師，讀者是從普通人到帝王的所有人，作者的目的是對所有人進行教化。如此一來，詩變成了對所有人進行道德教育的工具，這種轉變導致普遍性道德說教的盛行。
但這些文本隻談到了“文”的功用，對文的起源卻語焉不詳。劉勰可以說是第一個對此進行認真考察的作者。在劉勰看來，“文”生於天地，是“道”的顯現。與宇文所安一樣，蔡宗齊也認為劉勰想要為“文”創構一個神聖譜係，這個譜係的標準來自《易經》的象數之學。劉勰無疑想建構一個體係來囊括“文”的體驗——從終極的宇宙論起源到最細微的修辭細節，從非文學性作品到文學性作品的體裁與亞體裁，從創造性到重複性的過程，從作者的性格到讀者的品質，等等。[82] 可見劉勰的“文”已遠遠超出純文學的範圍，與孔子經天緯地之“文”的思想相一致。在蔡宗齊看來，《左傳》《國語》《詩大序》以及《文心雕龍》對“文”的定義也存在共同旨趣，那就是將“文”視為一種過程，能使天地人三者之間的演化過程和諧化。這一過程發端於作者的內心對外在世界所做出的社會心理的、道德的、直覺的或者思想的回應。通過回應，作者在心中產生情感，最後以“文”的形式外化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