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的《詩品》評價了3世紀到6世紀的122位詩人，並給他們列出了品第，成為“了解六朝時期詩歌接受史的主要資源”[97]。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詩評專著，《詩品》品詩的理論標準、批評實踐以及獨特的批評話語，均引起了英美漢學家較大的學術興趣。
費維廉認為鍾嶸的《詩品》將範圍限於對抒情詩的批評，因而更具有現代性的意味。“鍾嶸論詩的中心觀點是：詩歌的本質在於‘言誌’（expressing the states of mind），即詩歌是一種對個人的反映，不要摻雜過多的格律與典故。”[98]但鍾嶸的批評視域也經常集中於山水詩與詩的藝術表述，二者可以寄詩人的情感於山水之中。這樣，能表達情感的詩人即鍾嶸所謂的上品詩人；而僅以藝術表現見長的詩人則屬中品；以上兩方麵都達不到的，屬於下品。費氏說，鍾嶸對詩人的品第，引起了頗多爭議，如對被列入中品的陶潛，大多數傳統及現代的批評家都傾向於將其列入上品之最優秀的詩人。
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在《鍾嶸〈詩品〉中的品評本質》（The Nature of Evaluation in the Shin-p’in［Gradings of Poets］by Chung Hung）中也對鍾嶸的批評標準進行了探析。他分析說，《詩品》將詩人列為上品、中品與下品三個等級的分類法受魏晉以來品藻人物之風的影響，但其對單個詩人的評價頗為客觀，並富有見地。魏氏通過解讀《詩品序》，認為鍾嶸所執的批評標準為注重詩歌的表現功能，即“詩歌是個體情感體驗的直接與真實表達”[99]，強調“直尋”，“強烈反對在詩歌中使用典故”[100]。但是，這一標準並未在其具體的批評實踐中被全麵貫徹。在品評具體詩人時，對“喜用古事”的顏延之、“動輒用事”的任舫，鍾嶸將其都歸入“中品”，而將更加不符合如上標準的謝靈運列入“上品”。據此，魏氏認為鍾嶸評詩重詩之整體效果，如評謝靈運詩“麗典新聲絡繹奔會”，卻如“青鬆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魏氏進而分析說，鍾嶸並非簡單地用某一僵化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詩人；相反，他具體指出各個詩人的特點。例如，我們或許不同意他將陶潛歸入“中品”，但又不得不讚同他對陶潛的具體評述：“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魏世德說：“鍾嶸並沒有依據終極結論對詩人進行簡單化處理，相反，他使用描述性價值評判的方式指出了每位詩人的特點。”[101]正是這一點，奠定了鍾嶸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