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摯虞與葛洪
餘寶琳在《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中的選集與經典》（Poems in Their Place：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中論述道，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全書已不複存在，從保留下來的殘篇中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摯虞提倡文學的教化功能[115]，這在序言開篇中就有明顯的體現。例如：“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窮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摯虞對於文學衰落的確信以及相應地對流行趣味的反對是很明確的，從摯虞的這一立場出發，可以看到《文章流別集》所述文體都會追溯到經典源頭。[116]例如，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與九言詩的格律都可以從《詩經》中找到。如該書書名所顯示的，文章可以從字麵上理解為源自經典的“水流”，然而由於文學發展的傾向是沒落的，“水流”即便沒有被汙染也已被稀釋了。[117]例如，他認為，他所處時代的頌盡管對其原型《詩經》在形式上與韻律上亦步亦趨，但已“非古頌之意”；至於賦，借用班固《兩都賦序》中的觀點，說“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隻有在屈原與荀子的賦中還保留著《詩經》正統，到了宋玉，“則多**浮之病矣”。摯虞還認為詩要以成聲為節，以雅音四言來規範之，“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餘氏在文末總結，摯虞的文體分類不僅是有用的而且也是必然的。[118]有用，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將不同卻有明顯聯係的文學形式置於單一範疇下的方式；必然，是因為它不僅使之合法化，即使各文學形式的價值本身無法避免地走向衰退，而且間接地闡明了各文體值得保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