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漢詩研究，英美漢學家將句法與聲韻等一並納於研治的框架之中，偏重於從組織結構，甚至於聲律章法上來考察漢詩的形式特征，構型出批評模式上的一種譜係。上可溯自德庇時、蘇謀事、道格斯，後及傅漢思、劉若愚、施友忠、馬瑞誌（Richard B.Mather）、宇文所安、高友工、梅祖麟等，均對此有所觸及。[123]，此處，僅以劉若愚、施友忠、馬瑞誌對沈約“聲律”說的考察為例。沈約的“聲律”說為近體詩奠定了基礎，劉若愚認為沈約是“四聲”理論最早的闡發者之一，而且根據中國語言的聲調不同建立詩律。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中寫道：“夫五色相宜，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對此，劉若愚指出，沈約認為“精通韻律細節是文學的必要條件”[124]。
施友忠說，中國語言的聲律特征一直以來就為很多大作家所關注。[125]司馬相如就認為聲律是賦的一種修辭要素，陸機曾說過“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甚至激烈批評沈約“四聲八病”說的鍾嶸也認識到了語言天然的音樂性。沈約等人不滿於聲、調等作詩之法的隨意性，成功地創立了一套規範詩歌語言的技術性準則。
馬瑞誌在《詩人沈約》（The Poet Shen Yueh）一書中，認為沈約盡管不如李白、杜甫那樣聲名顯赫，但是僅憑其作為詩歌韻律的提出者這一項就足以躋身中國偉大文人之列。[126]沈約認為天地陰陽交互作用，不但調節著晝夜更替與四季輪回，而且影響人的情感與作為情感表達方式的詩歌。因為這一切是非常自然的，故而起初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後來詩人們開始有意識地運用一些技巧來文飾樸素之質。在沈約看來，這一過程經曆了不同的階段。首先是司馬相如等賦家完善了詠物藝術，然後班固等詩人使情理達到了完美的程度，建安詩人則實現了上述兩者的融合，摒棄了賦的繁縟，形成了建安氣質。[127]這一過程雖繼續有所發展，但無人對詩的格律給予特別關注。3世紀末的潘嶽、陸機稍有所觸及，但由於洛陽的失陷與北方士族的南遷，這一過程隨即終止，詩人與政治家開始“向內轉”，疏離現實及轉向“玄學”沉思。至於後來的謝靈運與顏延之，在沈約看來雖是文體家，但對詩歌韻律的發現毫無貢獻，而沈約自認為對韻律的發現是史無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