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唐代的文論，英美漢學家認為發展還不夠充分。費維廉便曾指出：“唐代，尤其是在18世紀中葉以來這段時期，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詩人與古文家、而非批評家的時代。”[1]範佐倫也認為：“唐朝是詩歌的偉大時代，但卻未出現與之相稱的理論或批評著作。”[2]劉若愚亦注意到，唐朝繼短暫的隋朝之後，顯示出文學尤其是詩歌發展的空前卓絕，但是“在批評方麵並沒有相應的突出的發展……大多數唐代大詩人，不是對文學的本質保持緘默（如王維），就是當他們論及這個問題時，表現出相當傳統的觀點（如李白和杜甫）”[3]。相應地，英美漢學界的研究成果除集中於《詩式》《二十四詩品》等少數詩學專著外，主要體現為在唐代思想史或文學史研治過程中抽象出的一些理論命題，如實用主義文學觀、“文”的觀念、韓愈和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創作理論，以及意象與抒情關係論、律詩抒情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