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說，唐代詩人反對六朝的詩，認為其輕浮頹廢，而散文家也一樣反對駢文，希望用以儒家經典與早期史書的語言為典範的古文取而代之。“唐朝在大部分時期盛行文學的實用概念，有時候吸收其他概念，尤其是形上概念。”
首先，劉若愚舉唐初的兩位史官為例加以說明。李百藥在《北齊書》中的《文苑序》中，開篇以形上的語氣說道：“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易天人之際，其在文乎？”但是接著往下論述，語氣變得非常實用：“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製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結尾的反問重申了《左傳》中被認為是孔子所說的一句話，在於證明“文學是達成實際目的的一個有效的手段”[4]。另一位史官魏徵在《隋書》的《文苑序》中的觀點更帶有實用理論的傾向。他在引用《易經》中有關觀察天文與人文與《左傳》中孔子的語句後，說：“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誌於上。”同樣地，初唐詩人王勃也引用《易經》與《左傳》中相同的語句，接著說道：“君子所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在此，王勃提出“反表現與反審美”[5]的觀點，因為“緣情”與“體物”取自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論及情感的表現與寫作的審美性質。
王勃不讚同陸機，認為“緣情”與“體物”都是“雕蟲小技”。一個世紀以後，另一位詩人白居易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可是並不完全摒棄表現概念與審美概念，而是加以吸收，與形上概念一起融入實用理論中。”[6]在《與元稹書》中，白居易認為天文以三光為首，地文以五才為首；而人文以“六經”為首；在“六經”中，又以《詩經》為首。原因在於詩歌是感動人心最為有效的手段：“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也曾指出，白居易在給元稹的書信中所提及的關乎詩歌的幾個原則，隻是“記錄下了儒家關於文學的傳統觀點”，“並非原創，僅是對正統觀念的再次表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