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與“實用”理論傳統有重大分歧的是詩僧皎然以及晚唐詩人司空圖。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在20世紀初便出現了英文選譯，但英美漢學界對其詩學思想的探查卻較晚。英國漢學家翟理斯在《中國文學史》，英國詩人克萊默-賓（Launcelot A.Cranmer-Byng）在《玉琵琶》（A Lute of Jade：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中，均選譯過《二十四詩品》，但僅僅將其視為詩歌作品。其後，宇文所安在《中國文學思想讀本》（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不僅翻譯了《二十四詩品》大部分章節，而且探討了其中蘊含的文學思想。
漢學家尼爾森（Thomas P.Nielson）在《唐代詩僧：皎然》（The T’ang Poet-Monk：Chiao-Jan）中曾略及皎然的《詩式》。尼爾森指出，《詩式》原本隻有一卷，後來在吳生相的幫助下，李洪將其編輯為五卷，並做了必要的修訂。“《詩式》體現了人力與天然相平衡的詩學理想”[10]，這一平衡的形成有賴於文飾以靈感為載體，而非反之。以此為據，皎然提出了“靜”與“遠”的文學觀念。尼爾森解釋說，“靜”與“遠”用以指一種心境而非物境，是“超越當下瑣事而達到的一種萬象皆備的境界”[11]。其中，“靜，非如鬆風不動，林狖未鳴，乃謂意中之靜。遠，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謂意中之遠”。最後，尼爾森總結說：“皎然將詩視為非言語性經驗，是直覺而非描述的。”[12]作為第一位禪宗詩人，皎然開以禪論詩的先河，其思想旨趣對後來的《二十四詩品》產生了重要影響。
劉若愚認為司空圖是第一個公開聲稱詩是解道的具體表現的詩人。在他之前的詩人，像王維和孟浩然，在詩中均具體表現了他們對自然的觀照，但並沒有以詩歌或散文的形式公開討論他們的實際表現。反之，“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的二十四首四言詩中，表現了他的形上詩觀”[13]。在每一首詩中，他都以具體的意象表現出詩的“情調”或“境界”，整組的詩可以看成對各種詩之風格的描寫。其中，他經常提到詩人對自然之道的領悟。比如，在題為“自然”的一首詩中，他寫道：“俱道適往，著手成春。”也就是說，如果詩人與道合一，他筆下的每一物都會如春回大地，萬物複蘇一般。《豪放》一詩寫“由道返氣，處以得狂”，就是說詩人依道可以達到精神的自由，故而使其詩歌在風格上表現為“豪放”。另外，對於《形容》一篇中的“妙契同塵”一句，劉若愚解釋為“詩人應與自然萬物，乃至微塵合一，或指自然萬物，甚至微塵，莫不十分和諧”[14]。通過分析《二十四詩品》中的詩句，劉若愚認為司空圖借助詩的意象，表達了詩是詩人對自然之道的直覺領悟以及與之合一的具體表現這種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