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麥大維論“文”的觀念
美國堪薩斯大學曆史係學者陸揚（Lu Yang）曾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末，歐美的唐史研究進入真正的成熟期，各方麵的進展都很顯著。不限於文學領域，在史學、宗教領域也是如此，而且這些領域之間的交互影響也在加強。[18]例如，麥大維所著《8世紀中葉的曆史和文學理論》（Historical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Mid-Eighth Century）一文，便兼及唐代史論與文論。
麥大維為英國劍橋大學亞非學院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學教授，主要研究中國中世紀的思想史與製度史。在《8世紀中葉的曆史和文學理論》一文中，麥大維以活動於安史之亂期間的五位主要古文家（李華、蕭穎士、元結、獨孤及與顏真卿）為中心，探討8世紀中葉的史論與文論。麥氏指出，755年安史之亂的爆發成為唐代思想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安史之亂迫使知識分子思考社會和政治問題，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如此，一種新鮮的批評精神應運而生：重新強調曆史、文學與當前形勢的關係。[19]
其一，麥大維勾劃了上述五位古文家的家庭背景，並簡要介紹了作為他們成長背景的知識界，以此助益於理解他們的思想。早先門第顯赫，其後家族衰微，近世祖上無甚大影響，是這一群知識分子典型的背景特征。其二，他們浸**其中的儒家經典傾向於提倡一種保守的觀點，並引導學生追懷一個更美好的過去。這兩點決定了他們在思想上往往極其保守，創作題材十分嚴肅，具有強烈的道德立場。進而，這也體現在上述五位知識分子對“文”的認識上。對此，麥氏做出了周衍的闡析。
麥氏指出，五人公開討論了儒學與文學傳統中的一個重要範疇——“文”（wen）。類似於儒學中的其他概念，“文”根植於《左傳》《論語》和《易經》等儒家經典，在漢代《禮記》《春秋繁露》和《詩大序》中得到闡發，從而成為一個發展充分的觀念。自蕭統在《文選序》中提及“文”，曆代作家們都習慣於在文選和史書的序言中談及這一概念。麥大維指出，“文”本意為圖樣，某種形狀的規律性重複。《易經》講到兩種形式的“文”，天文和人文。天文指天體的形狀和中國的地貌；人文即人的樣式，具體指三種媒介，即禮、樂和書。“文”被假定為自足存在，而並非僅僅是某種樣式的屬性。中國“文”的概念與歐洲中世紀早期關於音樂和諧的概念有相似之處，宇宙的音樂（musica mundana），類同於“天文”；人的音樂（musica humana），器物的音樂（musica instrumentalis），相當於“人文”。中西相關概念都強調人和宇宙的密切聯係，但是方式不同，中國概念強調人文性，西方概念強調神性。五人對“文”這一概念有著截然對立的兩種認識。[20]一方麵，他們將“文”視為自然界和社會中的客觀現象，可供觀察和分析。依此理論，天文的失序昭示出人類世界的無序，尤指統治者的失德。“人文”成為政治的參數，尤其是書寫話語能顯示出統治的狀況。另一方麵，“文”被視為傳統文學創作心理學的一個構成要素，歸屬於表現觀：“文”是人內心感情的圖式，它主要體現在文學中，也體現在音樂和禮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