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家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麵頗有造詣，在中唐韓愈研究上用力尤勤。其《韓愈與唐朝的統一》（Han Yü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一書以層層推演的方式，將韓愈的文學思想與政治、哲學思想視為有機的整體加以探討，對韓愈生平及其在唐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做了較為全麵的論述。
蔡涵墨受到中國學者陳寅恪唐朝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啟發，將韓愈視作儒學與唐代文化過渡時期的關鍵人物。“韓愈的思想標誌著唐代政治、社會、文化由前半期對六朝的‘往後看’，轉向後半期的‘往前看’，在諸多方麵成為宋代與現代中國的前身。”[26]
曆經安史之亂，唐朝中央政權受到嚴重削弱，地方割據勢力甚囂塵上。尤其當時的東北部諸省份與以長安為中心的唐代文化存在嚴重分歧，形成了不同的獨立王國。安史之亂促使中央政府意識到有必要收複獨立省份，重建唐初時的政治統一。韓愈作為國家統一的維護者，致力於思考軍事占領後的深層次的文化統一問題。蔡涵墨認為，韓愈新儒家人道主義思想的核心是提供了一個關於聖人的新思想體係。“聖人之道”融合了佛學的聖人（菩薩）在其演進的十個階段（“十地”）中關於精神的內省完善的觀念，以及舊儒學中的聖人觀念。這一聖人理想其實是在佛教形而上學和儒家倫理學的基礎上，由韓愈首次提出的。
作為整體性文化研究，蔡涵墨還深入探究了新儒學人道主義與禪宗的諸多“趨同”之處。第一點趨同即雙方都認為人性是善的，第二點趨同是雙方都承認人人具有聖心的潛在性，第三點趨同是雙方都揭示了“心”是智慧的基石。這種訴諸心靈的學說是為了直接反對固有的經典崇拜。[27]新儒家人道主義蔑視孔穎達的注疏之學，並且按照自己的意願將儒家經典進行了重新闡釋。禪宗與新儒家人道主義的態度均可看作一種超越世俗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