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寶琳在《詩歌的定位：早期中國文學中的選集與經典》（Poems in Their Place：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一文中，對唐人選唐詩的三個選本所體現的文學思想進行了考察。這三個選本包括殷璠的《河嶽英靈集》、芮挺章的《國秀集》和元結的《篋中集》。
對於殷璠的《河嶽英靈集》，餘氏認為這可能是唐代最早的完整選本並且一定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一本。通過對《河嶽英靈集》序言的解讀，餘氏認為：“殷璠的選集宣告了過去的文學理想與政治理想業已被成功地再次整合，並且與韻律的創新結合在了一起。”[65]在序言中，殷璠對前代人過分關注詩歌的韻律規則進行了批評。他說：“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記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舍。至如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挈瓶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詞句素質，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為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對此，餘氏指出，殷璠不是在排斥對於韻律本身的興趣，而是在批評對這套標準的不合時宜的運用。也如同蕭統在《文選》中的做法，殷璠重新肯定在近世被忽視的古代價值的願望也清楚地體現他在對梁代以來文學史的簡要敘述中。
但是，《河嶽英靈集》並未被文學衰退的氛圍所包裹，這與政治的發展密切相關。“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殷璠將這種“均衡的風格”歸因於當時統治者的賢明，其“惡華好樸，去偽存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最終“有周風雅，再闡今日”。餘氏說，殷璠以一個被唐代其他選家所回應的疊句結束了討論——入選詩人所體現的標準區別於同時代其他人的準則：“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複曉古體。文質半取，**兩挾。”盡管殷璠聲稱他體現了一種對流行趣味的偏離，其選本恰恰體現了如今我們對那些趣味的現代感覺。解釋殷璠成功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殷璠所宣稱的價值和中國精英文化自身所長期保持的價值相一致”[66]。殷璠對平衡與完整的強調，以及對“文質”重要性的認識，讓人聯想到孔子在《論語》中的所說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殷璠尊重那些繁複韻律的精致寫作技巧，但同時也崇尚一種早期詩歌所呈現出的個人道德與政治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