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劉子健對其博士論文《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1963）進行修訂和翻譯，以“歐陽修：11世紀的新儒家”（Ou-yang Hsiu，A Elev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t）為題出版，對後來的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其後，艾朗諾的博士論文以“歐陽修的文學創作”（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為題，於1984年正式出版[11]，並在“致謝”中首先就說：“沒有劉子健對歐陽修的生平與思想所做的傑出研究，就不會有這本書。”[12]但是，在劉子健的著作中，歐陽修的文學思想並非其闡述的主體內容，他更注重歐陽修政治方麵的成就，在第七章才對其文學創作進行了集中評論，包括歐陽修在詩、文、詞等各個方麵的文學成就。雖然對歐陽修的研究在北美漢學界也是一個時期的熱點，但都與劉子健的著作一樣，偏向在其生平與儒學思想的研究，文學思想研究則往往未受重視。艾朗諾的著作以文、詩、賦、詞四種文體為框架，對歐陽修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進行了細讀式的解析，並且對其文學思想有所探入。另外，陳幼石（Yu-Shih Chen）的《歐陽修的文學理論和實踐》（The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u-yang Hsiu）[13]雖篇幅不長，卻以“文學理論”為題，因此也可被納入本課題的考察範圍之中。
對歐陽修研究的重心多置於形式與內容、古文與時文的關係上，這與唐宋時期聲勢浩大的“複古運動”關係極其密切。艾朗諾認為，宋代古文運動的真正起源在於反對在科舉中使用時文，而古文與時文的重要區別在於內容與形式的關係。[14]歐陽修不僅有意與石介、穆修等早期的古文家分道揚鑣，也與韓愈的文學思想大不相同：他更注重內在的自我修養，認為這樣就會使寫作變得自然而毫不費力。他由此而把討論的重心從創作的過程和風格轉移到作者的人格，而這一點被程氏兄弟和朱熹當作“新儒學”（理學）文學思想的主要內容而詳細闡發。艾朗諾指出，歐陽修明確表示形式並非文章第一要義，精神和道德導向是人在世界上行動的前提。在人能進行合理的理解和判斷之前，要培養合適的精神狀態；在寫出好文章之前，要先培養內心。[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