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論，中國傳統詩論著作主要是以三種形態體現的。一是載於詩歌、筆記、語錄等，這是較為正式的詩論形式。二是“詩話”，雖非“高級”的評論形式而易於流俗，但影響廣泛。三是專門的詩歌理論著作，數量相對不多，而且影響也往往不如前兩者（如葉燮的《原詩》等）。大規模的論詩之風實盛行於唐代之後，在此之前“詩學”並不發達。正如郭紹虞所言：“宋人論詩，較唐為盛……蓋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評’，時代風氣各不相同……然若就論詩著作之量的方麵而言，則宋人所著實遠勝於唐人。”[1]
英美漢學界對中國獨特詩歌批評形式“詩話”的研究，可謂情有獨鍾。例如，張舜英（Shun-in Chang）1984年的博士論文《歐陽修的〈六一詩話〉》（The Liu-i shih-hua of Ou-yang Hsiu）[2]、施吉瑞（Jerry D.Schmidt）所著《隨園：袁枚的生平、文學批評與詩歌》（Harmony 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and Poetry of Yuan Mei［1716-1798］）[3]，均將視角集中於此。此外，林理彰、宇文所安、劉若愚、葉嘉瑩等人也對之各有撰述。
之所以如此關注“詩話”，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與中國的詩歌批評傳統有關。“詩話”雖在曆史發展中從形式到內容都有所變化，但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批評文體，仍有明顯的風格和特征。自歐陽修《六一詩話》後，“詩話”實際已成為最重要的詩歌批評載體之一。曆代以“詩話”為名的著作數不勝數，僅清人何文煥所輯《曆代詩話》即收錄27種（自梁鍾嶸《詩品》至明人所著詩話），民國時期丁保福所輯《曆代詩話續編》收錄29種（唐代至明代），以作為對前者的補充。中國詩話著作之繁多，由此可見一斑。第二，詩話通常都較易從某作者的文集中單獨輯出，相對獨立而成係統，不至於被筆記式的隨感淹沒，從材料收集的角度而言比較容易把握，可省去“大海撈針”式的資料整合過程，比較適宜於搜獵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