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張彭春受美國著名批評家斯賓加恩的約請，翻譯出嚴羽《滄浪詩話》的數節，加之斯賓加恩撰寫的一篇評述性的文章，由此而開辟了英美漢學界《滄浪詩話》研究的先河。其後，進入20世紀70年代，對《滄浪詩話》的研究遂進入更為細致的階段。林理彰所撰論文《明代詩學理論中“自我實現”的另類路徑》（Alternate Routes to Self-Realization in Ming Theories of Peotry）[5]和《正與悟：王士禎的詩學理論及其來源》（Orthodoxy and Enlightenment：Wang Shih-chen’s Theory of Poetry and Its Antecedents）[6]，雖然並非專門的《滄浪詩話》研究，但卻對後來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宇文所安在《中國文學思想讀本》（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關於該詩話的研究即介紹說：“林理章（彰）無疑是英語世界裏嚴羽及其遺產的最博學和最細致的闡釋者。有關嚴羽的更全麵的討論，我建議讀者參考林理章（彰）的各種相關著述。”[7]宇文所安此處所指，主要就是這兩篇文章。林理彰還出版過《滄浪詩話》的完整譯本，後來還發表有《中國詩學中的才學傾向》[8]及《嚴羽〈滄浪詩話〉“以禪喻詩”論中的儒學原理》（Confucian Elements in the Chan-Poetry Analogy Used By Yan Yu in Canglang’s Discussion of Poetry）[9]。宇文所安的研究則主要見於《中國文學思想讀本》對該詩話的節譯和評述。此外，餘寶琳、劉若愚等人的研究也涉及對詩話的評述。
雖然林理彰和宇文所安的研究無論在方法還是觀點上都有所差異，比如林氏側重於從文學史角度出發的闡發，重點討論《滄浪詩話》的影響及其接受過程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潮變遷；宇文所安則以文本為出發點，對其中蘊含的詩學思想及某些概念進行了詳細的詮釋，試圖為西方讀者理解中國傳統詩學提供指南，但我們卻也不難發現兩者的共同之處。首先，是跨文化視角的運用，這涉及語言翻譯與某些關鍵概念。其次，他們討論的重點都是《滄浪詩話》的主旨及“以禪喻詩”說。這也是由該詩話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最後，是曆時的研究方式，即注重該詩話對後世之影響及某些批評概念在後世的爭論與發展。總之，對《滄浪詩話》的研究是以概念為主，兼具批評史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