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以禪喻詩是司空見慣之事。郭紹虞曾言：“《滄浪詩話》之重要，在以禪喻詩，在以悟論詩。然而這兩點，都不是滄浪之特見。”[10]在滄浪之前及同時代，論家甚多，“可知詩禪之說原已成為當時人的口頭禪了”[11]。魏世德亦在其論元好問的專著中專門開辟了“禪喻”一節，錄元好問四首“以禪喻詩”詩進行討論。林理彰和宇文所安對此問題的研究集中在某些概念上，即“正”“悟”和“禪”，在討論共時概念的同時又兼顧了曆時的發展脈絡。
林理彰《正與悟：王士禎的詩學理論及其來源》一文，將“以禪喻詩”論放在新儒學發展的背景中，並以“正”“悟”為基本框架對《滄浪詩話》的“以禪喻詩”說進行了考察。他認為《滄浪詩話》對所有明代批評家都有極大影響，嚴羽在“正”“悟”之間所建立的邏輯辯證關係頗具吸引力。第一，他們都認同詩歌的“正”統，這是後世為詩的必學之道。第二，他們都認同“悟”為作詩之道。第三，他們都意識到隻有完全吸收、內化“正”統之後，才能達到“悟”的境界。[12]而這導致了後世過度強調詩歌形式，將模仿過去的詩人當作詩歌訓練的不二法門。林理彰認為，明清詩歌大多表現出“形式主義”的泛濫和謙卑的模仿，而嚴羽應該為此負最終的責任。[13]林理彰認為，“正”就是那個強大的詩歌傳統，這一點沒有必要過多論述，因此他論述的著眼點在於“悟”。他認為，“悟”在通常意義上指獲取一種控製詩歌媒介的完美直覺，但是在心理或精神層次上，它指的是能達到這樣的狀態：主體自我、交流媒介[14]和客體現實能夠合而為一。所以，自我修養的最終目的是“自明”，這是詩歌重要的一方麵。寫詩作為一種修為，與新儒家的自我修養方法等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