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林理彰認為嚴氏的習詩之道與新儒家關於學習“聖人之道”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這就引起了一個問題，即“書”與“理”的關係。換言之，就是應當如何學詩。《正與悟》一文沒有係統談論這個問題，在另一篇文章《中國詩學中的才學傾向：嚴羽和後期傳統》中，林氏認為“書”與“理”關係的論述是理解《滄浪詩話》的關鍵所在。“對《滄浪詩話》的這種興趣，絕大多數集中在它所提出的幾個最重要的主張上，即以禪宗術語論詩不但有理而且有益……真正優秀的詩與‘書’、與事、行、思之‘理’，都沒有直接關係。對於《滄浪詩話》本身以及後來的讀者來說，‘書’和‘理’似乎是受到關注的一對互為依存的主要對象；無論這些讀者讚同還是不讚同嚴氏。”[26]這是否就是說，嚴羽的立足點實際上就是反對原來以“理”為中心的文學思想，因此才會說“夫詩有別栽，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呢？林理彰認為，實際上嚴羽並不是反對“學”，因為還有後一半話：“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因此，“對《滄浪詩話》公正的理解告訴我們，雖然嚴羽非常重視學習，但他仍堅持優秀之詩並非是一種靠詩人獲得學問多少來加以簡單測量的可量之物”[27]。
但是，《滄浪詩話》仍然以反對“理”而被後人——特別是15至16世紀——當作複古主義的指南。大部人認為宋代詩人陷入了“理”的泥坑之中，而“理”對於“真”詩是絕對有害的。林理彰指出，明代的複古主義運動深受這種反“理”思潮的影響，並列舉李夢陽的詩學主張。其一，好詩是與音樂密切相關的，宋代詩人忽視這點。其二，詩作理語因其抑製了比興的作用，因此必然會沉悶壓抑。其三，真正的詩歌必不可能服從理性的意念。其四，真詩無須作“秀才語”。[28]另一位複古主義的代表人物胡應麟，也批評宋詩有為理所縛之弊。但對嚴羽及其《滄浪詩話》的批評在清代較為盛行，林理彰認為這是因為到了清代，以學者的博識來評騭詩作的偏好極為盛行。“甚至多數人把才當作是得自於學的一種品質——即一個人隻能從書本獲求的一種東西。”[29]從中可見，後世對嚴羽的批評多建立在對《滄浪詩話》的故意歪曲的基礎之上，不足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