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德在前言中說元好問論詩詩重在實用批評而非理論建構，這大抵是因為他覺得元氏論詩重在衡量作家而非闡說原理。盡管如此，魏世德仍然指出“清”（pure）、“濁”（impure）之分是元好問的總體詩學原則。元氏論詩之目的即以“清”“濁”整合詩學傳統，強調“誠”（sincerity，以《詩經》為代表的傳統），“天然”（naturalness，以陶潛為代表），“雄壯”（strength of feeling，以建安詩人為代表），而貶抑“標新立異”（self-consciously novel，以陸通為代表），“過於雕琢”（elaborated，以陳師道為代表）或“表達的無力”（weak in expression，以秦觀為代表）。總之，詩歌必須是用高雅的語言對直接經曆的感情的真實表達，詩歌也必須“寫得上乘”[45]。從文學史的角度講，元氏30首論詩詩一方麵受杜甫一組七言絕句（後由戴複古繼承）論詩詩的影響，另一方麵因在宋代，“組詩”寫作已經比較普遍，因此也受到後一種文類表述方式的影響。由於這種批評體裁容量有限，因此必然會帶來意義表達上的問題，這也構成了此類詩作的另外一些特征，如多隱喻、典故，用語多義化等。元氏的每一首七絕詩都可分為對立的兩聯，一般是講同一朝代的兩個詩人，比如第十六首比較李白和李賀[46]，第十八首比較韓愈和孟郊[47]等。首先，每一聯包括一個對句，有些語義較為明確，有些則較為含蓄。其次，同一詩中上下兩聯通常對立，但各詩之間卻經常是互補的。從中可見，這一係列論詩詩並非隨意組合，而是“有機”生成的，因而在閱讀這些詩歌時需要將上下文進行聯係，借此理解作者的意圖。[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