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德指出，在某種程度上，元好問未論之事比所論之事對後人更具啟發性，這是因為元好問避免直接的理論論述，總是將抽象的歸納總結與個別事例的分析聯係在一起。同時，他在選擇所評論的詩人時也很有一些特點。例如，著名詩人白居易隻是被漫不經心地提到；王維被完全忽略；而陸通和陸龜蒙等小詩人則被他充分予以重視（第十三首和第十九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詩人的詩作是元氏論詩的興趣所在。魏世德還從30首詩的編排上發現元好問論詩之範圍主要集中在三個時代，且對不同的時期進行了價值上的評判。大致而言，他認為前唐詩是建安高峰之後的衰敗，中盛唐是大家輩出的時代，而晚唐詩則受到幾位天才詩人的不良影響。其後的宋詩，則被他認為一開始就是墮落的，後到嚴羽的時代達到頂峰，之後逐漸衰落。比如第16首所誦出的“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鑒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即被魏世德認為是“批評宋詩對唐詩的模仿”[49]。但這是否與詩的排列有關呢？魏世德說，不幸的是我們並不知道這些詩歌的編排是否保持了原樣，因此也無法從先後順序得到太多信息。[50]
至於元氏創作這些詩歌的目的，魏世德指出，應該是出於私人原因而非為公共爭論所作，也沒有證據表明元氏曾經將其“絕技”傳授與人。雖然元氏並非具有原創性思想的思想家，但有兩點仍然使他的論詩詩非常重要。第一，正是這個“非理論化”的因素：作為詩人，他能依據詩歌本身進行評判，這在他對晚唐詩的評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理論層麵上，他無疑反對晚唐詩的佶屈聱牙，但事實上又給韓愈詩歌以很高評價（第十八和第二十四首）；他還崇敬李商隱，同時又宣稱讀不懂他（第二十八首）。不過，這些矛盾與當時文學思想的關係如何，與元好問的文學思想又有何關聯，魏世德對此並沒有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