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元明時期戲劇與白話小說的崛起，逐漸改變了詩文勞勞占據文學統治地位的局勢。雖然直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中國小說和戲劇仍然受到傳統文學批評思想的貶抑，但許多文人熱衷於小說和戲劇創作也是事實。與之相應，也出現了比較發達的小說與戲劇理論。但是無論新興文學形式有多麽生機勃勃，傳統詩文在文壇的統治地位仍然無法動搖，詩文批評仍是主流。明清時期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即各大文學流派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發展與壯大。幾乎每一個流派都有自己明確的文學主張和作文法則——作家樂於創造理論，然後又有意識地將他們的理論付諸實踐，形成了創作與理論的互動循環。
明清時期文學思想的多元性吸引了某些漢學家的注意力，比如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思想讀本》（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在王夫之之外，還選了葉燮的《原詩》進行翻譯和評論。可以說對上述僅有十一章的讀本而言，有清一代占有兩章，分量已然不小。但總體而言，相比對前代文論史的涉入，英美漢學家對明清文學思想的研究覆蓋麵還不夠廣泛，所顧及的也隻是少數影響較大的流派與作家。這種情況與20世紀90年代以前國內的研究取向也有相似之處。
英語世界漢學界對明代文論的關注涉及前後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等的文論。林理彰所撰《明代詩學理論中“自我實現”的另類路徑》（Alternate Routes to Self-Realization in Ming Theories of Poetry）[1]、塗經詒的論文《中國明代理學與文學批評：以唐順之為例》（Neo-Confucianism and Literature Criticism in Ming China：in Case of T’ang Shun-Chih，1507-1560）[2]，均較為細致地探討了複古主義、唐宋派及其與公安派的關係。當然，漢學家們研究的重心無疑是以公安派為代表的文學思想，其中有周質平（Chih-ping Chou）所撰的《袁宏道及公安派研究》（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3]，而對“公安派先驅”李贄的研究有20世紀70年代陳學霖（Hok-lam Chan）的相關研究，如《當代中國曆史視野中的李贄》（Li Chih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New Light on His Life and Works）[4]等。其他關於明代思想和曆史的著作也大多提及李贄，但卻缺乏對其文學思想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