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主導明代長達近百年的前後七子複古主義運動的研究，在英美漢學界一直是很薄弱的，但林理彰的長文《明代詩學理論中“自我實現”的另類路徑》卻將視野集中在這一研究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從題目即可看出，林理彰此文並非專門討論複古主義，而是試圖在一個更長的曆史譜係中，通過與明代另一批評思潮，即表現論的交錯對比，揭示複古主義在明代批評發展史上的意義。就前後七子複古主義這一係脈而言，林理彰以為，雖然其勃興於明中，然而作為一種思想傾向，仍然有更久的淵源可以追尋，而且一直可以追溯至宋代嚴羽所撰的《滄浪詩話》。通過對嚴羽詩話內容的細致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盡管不能過於簡單地辨識之，而應將之看作一個包含多重複雜性的文本，但是仍然能夠從中勾勒出五個最為基本的要點。《滄浪詩話》的中心旨趣是將盛唐詩歌視為一種最高的典範，由此而向後世的學詩者呈示出一種完美的詩法的樣板，並借這一標準來反對宋代的詩歌創作，尤其是以江西詩派為代表的詩風。就嚴羽看來，宋詩與唐詩的區別主要在於，宋詩的寫作不是源於自發與自然的心靈之“悟”，因此不合聲韻，也不合乎詩歌的程法，在語言表達上有違於“正”的規範。從一個更為廣泛的側麵來看，明初的高棅與林鴻追隨嚴羽而主張作詩以盛唐為歸，不僅開啟了效仿唐詩的先聲，也具有一個時代氛圍提供的基礎。例如，這就與朱元璋及其幕僚在當時企圖恢複與建立文化與政治上的權威等想法有某種一致性，其核心均在於樹立普遍的規範。高棅的《唐詩品匯》為此提供的是一種學詩的指南，並在其中貫穿自己的詩學理念。但是林理彰也指出，“進而，這個模仿（emulation）的觀點並非僅僅被重新限定為形式上的考慮，也包括了人格、感知與性格的培養和塑造的內涵”[9]。也就是說，高棅希望借助於他的選詩與評詩等活動，使學詩者能夠按照“盛唐詩人的精美的人格與雅量的性格”型塑自己的品格。因此，高棅的這一觀點在討論詩歌模仿論的同時，也進一步引入了一個人格學意義上的“自我實現”的問題，而前後七子的複古主義論述也將循此有更大的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