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性靈派的興起時，周質平認為因受到當時儒家倫理受釋道思想挑戰的影響，學者開始尋求新的方向和興趣點，“心”“性”“理”“情”等傳統概念都被置於嚴格的審視之下，並被以更人性的方式重新詮釋。人性，尤其是男女之愛，不再被認為是罪惡的衝動，而是人性的一部分。享樂主義成為新的文化美學現象。在此語境下，有些文學批評家認為文學的功能僅在於表現人類感情，“文以載道”的觀念也就不再具有統治地位。周質平據此認為，晚明文學批評的主流是表現而不是實用主義。
周質平認為，重抒情的性靈派與複古派之間並非如過去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態（如林理彰），“複古”不是極端保守的主張，還具有某種革命性。[30]例如，李夢陽主張“複古”，但並不反對“抒情”。“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為韻言，謂之詩……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31]周質平認為，李夢陽是對台閣體“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文風的不滿而開始求變的。“正是台閣體的萎靡促使李夢陽開啟了其複興古代傳統文學標準的道路。”[32]李夢陽經由謝榛再到王世貞的文學思想發展，是“以形式主義的逐漸放鬆和對文學的表現的意識越來越強為特征的。這次轉變預示了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文學發展方向”[33]。因此，從複古主義到公安派的發展是一個連續的、有邏輯次序的過程。袁氏兄弟的主張不是促使複古主義運動衰落的背後力量，更不能將公安派的文學思想看作是“激進”的。“就像我們看到的王世貞的例子那樣，更恰當的說法是一個由其自身成員而不是由公安派的攻擊而啟動的自發的發展。因此，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呈現出新的重要性。他們並不像通常被認為的那樣激進，而是具有創新性和啟發性。”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