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曆史觀
袁宏道的文學史觀受益於李贄甚多。除“童心”說之外，李贄關於詩歌的發展史觀點也影響到了袁氏。袁宏道對模仿的尖銳批評，即從李氏的文學發展觀而來。李贄說：“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於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什麽六經，更說什麽《語》《孟》乎！”[46]這使袁宏道認為，文學的發展是不可逆的，所謂的“古文”隻是相對的，沒有任何模式能成為永久的或絕對的標準。古或今無關於文學之優劣，模仿也不能提高文學的品質。作家無論可以多麽接近地模仿古人，他的世界也隻是一個偽造的古代。[47]複古派把文學發展看作逐漸衰敗的過程，袁氏則強調每一時代文學的偉大就在於差異。袁宏道重新評價宋詩，並讚揚蘇軾的偉大成就，以此糾正複古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偏。唐詩不必高於宋，杜甫不必高於蘇軾。
2.袁宏道的文學基本概念
（1）個性與自由
周質平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前半部分指內容，強調個性與真實；後半部分指形式，強調風格的自由”[48]。他對“性靈”概念進行了曆史考察，認為劉勰《文心雕龍》即有“性靈”之說，六朝時已頗為常見。到7世紀，“性靈”發展為“personal nature”，失去了形而上學意味。再至宋，它經常與“性情”或“心靈”互換使用，具有倫理道德的意味。但是袁宏道卻完全摒棄了這些意思，他所謂的“性靈”，指的是存在於人內心的個性。這種品質是自然流露而非通過有意深思而爆發出來的。它既是個性和精神的結合，也是感覺和感情的結合。周質平說：“性靈的真正意義是使（創作者）決定成為自己並且意識到其個性。”[49]因此，好詩必然表達詩人的個性和內在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