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市鎮中的“國家”存在——一個問題史的回溯
明清江南市鎮是社會經濟史最成熟的研究領域之一,備受學界矚目,名家輩出。江南緣何受到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格外青睞,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一書中重點提到兩條理由:第一是該地文化發達,文獻記載豐富,比起中國其他任何地區,資料支持都更充分;第二是該地至少從宋代以來,都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中國經濟進步在江南表現得更為充分[1]。現有研究早已揭示出明清江南市鎮商業經濟的繁榮局麵,對於一個以農耕文明為根本的帝國而言,商業的繁榮往往未必意味著機遇,相反卻很可能是一種潛在的“危機”或是“風險”,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市鎮興起以後,國家如何看待市鎮的存在?誰又是市鎮實際的“支配者”?市鎮之中,“國家”是否在場,以何種形式發揮作用?市鎮又是如何在國家行政體係中準確定位自己的位置?
毋庸諱言,誕生於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市鎮研究,在興起之初更多的聚焦於商業經濟以及由此引致的生產關係變遷上,即使注意到市鎮的管理問題,也大多是受社會史“眼光向下”視角的影響,從中尋求和強調鄉紳及市鎮居民的自足性,以證明市鎮發展的非行政性,由此構建出一個獨立於“國家”直接行政之外的世界。這一視角事實上隱藏著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邏輯,將地方精英的自足性與國家行政管理之間看成一種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未注意到二者對於地方控製既排斥又合作的複雜關係,行政管理的進入未必意味著地方精英權力的衰退,相反的,官僚機構與地方精英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導致彼此力量的同步增長。近年來,學者們已逐步突破了市鎮研究中追逐商業性的窠臼,轉而從更為廣闊的權力關係角度入手來透視明清江南市鎮的發展。他們逐漸注意到一批行政官員在市鎮中的存在,這一群體就是被統稱作“佐雜官”的底層官僚,包括縣丞、主簿、巡檢司等。他們本屬於知州、知縣的僚屬,卻因種種原因而駐守在縣城之外,尤其是在部分重要的市鎮長期駐紮。佐雜官員在中國官僚體係中毫無疑問屬於最卑微的群體,但在江南市鎮的研究中恰恰被“挖掘”出來並被賦予“國家”這一符號在市鎮中的象征,換言之,明清市鎮並未因其獨特的商業性而遊離於國家的直接掌控之外,相反,一部分處於底層但仍可視作“國家”權力在場意義的官員的存在,清晰地證明了明清市鎮中確切無疑地存在著一定形式的行政管理,林紹明、張研、張海英等諸位前賢的研究已將佐雜官員的進駐與市鎮管理之間劃起等號[2]。他們既注意到市鎮中佐雜官員的進駐,也廣泛收集了明清方誌尤其是鄉鎮誌中所記載的佐雜官員的活動,力圖證明這些底層官員在市鎮中所起到的全方位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學者太田出對江南三角洲佐雜分防的出色研究,不僅證明了佐雜官員在縣以下形成了明確的轄區劃分,而且注意到這些官員的活動,“其角色猶如以市鎮為核心所形成的此一空間的行政官,即‘鎮長’” [3]。無獨有偶,任放在對長江中遊市鎮的研究中,同樣注意到明清時代這些進駐市鎮的佐雜官,指出對於進駐市鎮巡檢司及其職責的探討,是研究明清市鎮管理機製的重點所在,並將其視為市鎮管理官方模式的代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