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本章以清末民初江蘇省嘉定縣的政爭為個案，試圖透過勾勒該縣當年“城鄉對立”的局勢，探討地方政治的結構及其特質。以具體的地方社會情況為對象，分析清末民初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流變，這方麵已累積了豐碩的實證研究成果，[1]其中的共同點是：非常重視從區域內部，觀察權力或秩序是在什麽背景下建立起來的。[2]還有的研究，則從充滿爭議的“黨國體製論”角度切入，先設定“黨國體製”日漸滲透到缺乏自律性的社會中，最終達到國家統合。如此理解20世紀中國的政治進程，常被認為能夠有效地涵蓋長時段的曆史。[3]
遺憾的是，“地域社會”研究路徑與“黨國體製論”之間的對話似乎還不充分。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弄清兩者各自的問題意識，並積極找出能夠整合兩種理論的核心觀點。前者注重在國家之下地域社會所具有的自律性或特有的領域性，與此相應，地方精英的能動性也不容忽視，由此，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可以理解為一種零合關係（zero sum）。[4]後者的問題在於，研究者傾向將社會視為接受國家整合的客體。[5]然而，令人感到困惑是：在黨國體製下地域社會的自發要求是什麽？易言之，什麽樣的勢力願意接納黨國體製？什麽樣的勢力不支持這樣的體製？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有必要給予正麵回答。深町英夫的政治體製論認為：中國在清末民初曾嚐試走議會製民主主義的路線，結果受挫，於是20世紀20年代轉換路線，走向黨國體製。[6]對此，筆者雖表讚同，但不論是在議會製民主主義還是黨國體製之下，那些未被整編進地方行政製度的地方勢力，其特質是不能忽視的。本章考察清末民初議會製民主主義的多種製度下，各地方精英階層所采取不同對策或對策背後的原理等問題，試圖找出一些有益的線索，闡明上述課題。